1974年深秋,已经81岁的毛主席乘坐专列抵达湖南长沙,住进了省委九所,在这里,毛主席沉下心来思考了几个重大问题。

除了长沙决策,就是特赦最后一批战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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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晚年

两年前,毛主席抱病参加了陈毅元帅的追悼会,此后身体状况每况日下,医生建议他做一次全面检查,至少输几次液,但毛主席不愿意打针吃药。

身体不好,而且还要坚持工作,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十分不忍,便打算让一些老同志去劝一劝,除了周恩来,还有华国锋。

当时华国锋时任公安部长,除了抽空和毛主席聊聊家常,也会聊一聊工作,这一年,他整理了《关于第七批特赦战犯的报告》,顺手呈送给了毛主席。

华国锋告诉毛主席,从1959年特赦第一批战犯开始,已经特赦了6批,现在还剩下了200多人没有特赦,如今已经十几年了,但还有13个人顽固不化,思想固执,没有得到规定的特赦条件。

13个人?毛主席听到这个数字猛地一惊,这说多不多的数字真让人头疼,当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毛主席正值壮年,如今他自己都垂垂老去了,更何况那些监狱的战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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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沉思了很久,然后做出了批示,他说:

都放了算了,我们强迫人家改造其实也不好,之前土改,我们会斗地主杀恶霸,那是因为老百姓害怕,现在这些人老百姓都不认识,我们杀他们干什么呢?

毛主席的话虽然轻描淡写,但华国锋从中马上就体会到了毛主席的意思:

首先,这些人关押了几十年了,再关押下去估计就病死在监狱了。第二,现在社会进步了,战犯多多少少都改恶从善,也不会伤害老百姓了。还有最主要的一点,这些战犯都曾是国民党的高官,释放了他们总体是一件好事。

随后,华国锋马上把毛主席的指示和周总理进行商榷,进行全部释放战犯的计划,因为当年从特赦第一批战犯开始,周总理为此付出了很多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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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不杀”政策说起

历次战争结束后,惩办战犯都是战胜方的一项重要工作,新中国面临的战犯处理情况也不例外。

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除了被解放军击毙的国民党军官,一部分被俘,成为了战俘。

比如国民党高官杜聿明和郑庭笈等,就是几个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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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聿明曾是黄埔一期的学生,曾经深受蒋介石的器重,在被俘前曾任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和徐州“剿总”副司令。

淮海战役中,毛主席曾电令陈毅,写一封促降书,陈毅把《敦促杜聿明投降书》给杜聿明后,杜聿明没有丝毫的震慑,依然要决一死战。

最后还是被解放军俘虏,陈毅等亲自和他谈话,希望他改过自新,但是杜聿明拒绝谈判,并说“要杀要剐随便”,一直不服罪,不服输。

甚至在1950年11月从济南转移到北京期间,认为自己要上刑场,怕被凌迟处死,便在自己的棉裤里藏了60几个安眠药,打算找机会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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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像杜聿明这样打算走极端的高级军官不在少数,最具有固执思想代表性的莫过于黄维。

黄维兵团不仅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还号称是精锐,所以吃了几次败仗后,黄维从来不担心自己部队的战斗力,甚至在鱼死网破之际还配合蒋介石用毒气弹。

黄维被俘后,丝毫不把解放军报看在眼里,甚至一口咬定自己从来没有犯错,审判员曾问过黄维,你可认罪?

黄维说:“我有什么罪?如果有罪,我唯一的罪就是打了败仗,其他的一概不认!”

黄维这样想,他的战友,包括杜聿明在内的所有战犯也会这样想。

俗话说,战场上胜败乃是兵家常事,他们长期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心里一直会认为,既然被俘,那几天后就必然会被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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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几天,几周,几个月,甚至几年后,他们还是活得好好的,因为毛主席亲口下达命令,对所有战犯不审判,不判刑,实行“不杀政策”,对于战犯们来说,简直不可置信。

早在1952年2月间,周总理就指示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对日本战犯和蒋介石集团战犯,包括伪军汉奸,马上做出处理意见。

公安部经过调查后上报给周总理后认为,大多数的战犯都有改过自新的想法,所以周总理马上和毛主席商量,基本达成了共识,那就是对战犯分批宽大释放。

1956年3月,在第二届政协常务会议上,周总理亲自主持会议,并在会议上提出了和毛主席研究决定的想法,提出释放战犯,得到了大多数人的同意。

最后毛主席决定,对战犯“一个不杀”,同意实行分批宽大处理的意见。当天,周总理在陆定一起草的这份报告后是这样说的:

“政协会后,可放十几个战犯看看。”

虽然还没有正式实施,但是这个消息让公安部很多人都吃惊不已,甚至说让蒋介石听到后都震惊,要知道,从全世界来说,凡是在战争中俘虏的,可以全部保证“不杀”的,这还是第一次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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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杀了这些战犯,一不能增加生产,二不能提高科学水平,三对我们除四害没有帮助,四不能强大国防,五不能收复台湾。”

全场人听到毛主席的话都为毛主席所代表的共产党人的胸怀所敬佩,更敬佩的是,毛主席不仅事先说要释放,还对他们优待,这也是战犯们从未想过的。

感谢毛主席

被关押在北京功德林监狱的郑庭笈和杜聿明等人一样,刚刚来到北京后,提心吊胆,每天一听到口哨响,就感觉要上刑场一样。

整天萎靡不振,甚至什么都不想干,但是久而久之,郑庭笈意外地发现,似乎监狱的管理人员对他们很好,不仅大鱼大肉,还不会严加看管,最让郑庭笈感动的莫过于三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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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生病了解放军会带着去看病。

由于常年战争,东北西走,他患上了严重的顽疾,甚至很多时候都没力气,在监狱靠着狱友给打饭生活。监狱管理人员上报后,解放军战士带着郑庭笈去看病,并且还给他做手术。

那段时间,不会给他戴手铐,也不会担心他逃跑,郑庭笈感觉到很奇怪,直到养病出院后,郑庭笈才反应过来,解放军对每个战犯都十分关照,大家有病了就去医院,甚至连个肚子疼,甚至小感冒,解放军都会派人送药。

这让他们十分不解,难道解放军会对一个将死之人这么好?当时监狱就已经传出风声,说毛主席不会杀他们的,经过几年的改造,郑庭笈和杜聿明等人一样,觉得这可能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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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都比不上一个小姑娘

常年在监狱,如果可以出去的机会,那就会争相报名。那天要去秦城外面的农场劳动,他们不仅没有戴手铐,而且每个人还发了农具。

郑庭笈十分不解,难道解放军不担心他们逃跑吗?后来发现,他的想法完全错了,监狱的管理人员有言在先:表现好的,以后有机会宽大处理。

从农场外回来的路上,走到一个苹果树下,正好看到掉下来一个苹果,不料被一个小姑娘捡起来了。

郑庭笈很伤心,干了一天活遇到个苹果还是小姑娘捡起来了。可是没想到,小姑娘跑过来居然把苹果递给了他。

“爷爷,我捡到了一个苹果,你是收苹果的吧?还给你。”

郑庭笈惊奇地问:“小姑娘,你捡到的苹果为什么不自己吃呢?”

小姑娘说:“爸爸说了,这是公家的苹果,不能随便吃。”

小姑娘走了,郑庭笈却愣在了原地,他在国民党待了多少年了,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美好的词语,他想,我居然还不如一个小姑娘!

从这些小事中,逐渐看到共产党的伟大,都说毛主席是一个仁义的领袖,郑庭笈经过十年的磨练,终于认识到了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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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毛主席说话算话

时间来到1959年,国庆节前,毛主席在全国大大的会议上提议,在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际,特赦一批确实改恶从善的战犯。

不仅如此,毛主席还亲自签署了特赦令,这件事最后也传到了功德林监狱。

那天战犯们正在劳动,王耀武举着一个报纸跑过来大喊:“好消息,好消息!”

大家都围过来,抢着报纸,随后王耀武读了起来:

在庆祝伟大的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犯,关押满十年,确实改恶从善的人予以释放。

郑庭笈在人群里听着,觉得不可思议,大家一哄而上把那份报上抢了过来,看到毛主席的签名后,大家都互相说着:“真的,这是真的,我终于可以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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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庭笈也挤过去,重重地叹了一口气,上面写着三个条件,其中一个就是满十年,从1948年被俘到现在,也够十年了,他的泪水刷一下就流了出来,默默地说着:“毛主席啊,您真是一个好领袖。”

12月4日,战犯们终于等到了激动人心的特赦大会,大礼堂上写着:“特赦战争罪犯大会”,杜聿明等人在下面认真听着法官的讲话。

经过漫长的等待,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开始公布第一批的特赦名单:“杜聿明。”

“有!”

“王耀武。”

“有!”

“曾扩情。”

“有!”

“郑庭笈。”

听到自己的名字的战犯们拿着自己的特赦书,再也止不住自己的泪水,剩下没有念到名字的人也哭将起来。

法官告诉他们:“没有念到名字的不要丧气,有第一批就有第二批,重要好好表现,全部可以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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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对于所有的战犯来说都是激动无比的,从那以后,大家干活更有干劲了,监狱里也更加有秩序了。

“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在走出监狱的那一刻,郑庭笈和杜聿明等人,回头望着这个神奇的地方,感动不已。

按照周总理的指示,被特赦后,凡是有家属在北京的,可以回家,如果没有家可以听从党组织的安排。

最后,这些战犯不仅在生活上得到照顾,在工作上也得到了照顾,不管是北京功德林的杜聿明,还是辽宁战犯管理所的末代皇帝溥仪,他们对共产党有了一个新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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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都放了算了

从当年的数据统计看,仅仅第一批特赦战犯,从全国各省市统计,释放的战犯有上万名,此后又陆续进行了五次特赦。

第二批是1960年11月28日特赦的,共计50人,其中熟知的战犯有李仙洲、范汉杰,还有溥仪的弟弟溥杰等。

第三批是1961年12月25日特赦,共有68人,其中比较熟知的有廖耀湘等。

第四批于1963年4月9日释放,共计35人,其中包括康泽、孙渡等。

第五批是是1964年12月28日特赦的,共释放53人,其中就有王陵基等人。

第六批于1966年4月16日特赦,共计57人,其中有方靖等人。

一直到1974年底,华国锋和毛主席汇报剩余战犯时,才有了毛主席下令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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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华国锋和周总理商量,按照特赦的条件,一、认错态度良好。二、矫正反动思想。三、积极地接受劳动改造。基本上都改恶从善了。

但其中仍然有13个人需要继续关押,公安部的理由是:他们没有改恶从善的表现。

实际上,就是思想还很固执。

这13名战犯分别是:徐天任、李清、邱沈钧、张百龄、郭吉谦、黎宗铭、樊迅、翁羽、刘衍智、周养浩、谢代生、杜超群、沈勤康。

毛主席看了名单后,叹息了一声后说,都放了算了,在监狱二十多年,老的老,病的病,我们不能区别对待人家,更何况,人家放下武器25年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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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随后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对监狱传达了全部释放的要求,还表示,每个人发放15元的生活费。

对此毛主席又说:“15元太少了,气魄太小了!”

最后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在战犯释放当天,每个人发放100元生活费,有能力的可以工作,有病的就去治病。

3月19日,根据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在战犯管理所召开了特赦释放大会,宣布了特赦释放人员的名单,发给他们特赦释放通知书。至此,所有在押的战争罪犯,已全部处理完毕。

那年,毛主席已经病重,交代华国锋和叶剑英等人在北京前门饭店宴请了他们,吃了一顿大餐,还有之前被特赦的战犯们,他们算是“欢聚一堂”,在这场别开生面的大会上,很多战犯看到几十年不见的好战友,泣不成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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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叶帅已经77岁高龄,他还是热情洋溢地祝贺这些战犯光荣地成为了中国公民。

这种高规格的礼遇和接待,让很多战犯都热泪盈眶。

原国民党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军统局北方区区长文强说:

“这是我生平中从未享受过的光荣。叶副主席和我们谈话,平易近人,恳切而温暖。叶副主席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我听后流下了感激的眼泪。我深深体会到,只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才有这样的宽广胸怀和伟大气魄。”

向来有硬骨头的黄维也被默默感动,他和朋友聊起来当年的事情,才知道,原来60年代国家遭受了三年自然灾害,但监狱从没有对黄维断过肉类的供应。

除了给他牛奶喝,还有鸡蛋和肉,刚开始是猪肉,后来是牛肉,最后又吃黄羊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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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维说:“我今天终于获得了新生,并获得了公民权,我要是感谢毛主席,没有毛主席,我怎么会出来呢。”

这些全部获得新生的国民党战犯,出狱后各得其所,老有所养,不少人被安排在了政协工作,他们不仅有公民权,而且有的还成为了文史专员,享受一般干部的生活待遇。

这对于他们来说,是做梦都没有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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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得知这一些安置妥当后,仍然做出批示说:“生活有困难的可以适当照顾。”

对国民党战犯的改造,是一项艰苦细微的工作。但毛主席和周总理在这件事情上处理得十分得当,释放战犯一事,也受到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好评。

那一年,毛主席他老人家已经82岁高龄,但是他那博大的胸怀和高瞻远瞩的策略,依然让人敬佩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