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28日,在重庆即将迎来解放时,在重庆青年路的一处街口,有一个叫王素珍的女商贩还在卖着桔子。

当时解放军的炮声已经轰隆隆地响起,但是这个王素珍并不害怕,在重庆讨生活的商贩们早已习惯这种环境,尽管街上的人已经减少,但她还是出来摆摊。

大概是因为能买得起桔子的人都在逃命,今天的生意变得格外不好,在桔子摊位的旁边有一个小女孩一直在那里蹲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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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的天气已经开始变冷了,小女孩穿着一条红毛线裤,上衣却很单薄,而且沾满了泥土的草渣子,给人感觉是到草沟里打滚来着。

刚开始王素芳以为是谁家大人去办事,让孩子等在那里,小孩子看着摊位上的桔子,咽了咽口水,明明很想吃,却又不好意思开口。

王素珍想着,等到孩子的大人回来了就会买给小女孩了,这样她也能够开个张,可是等了好久,也没有人过来,孩子也没有离开,王素珍就这样和小女孩“僵持”了一阵子,时间长了,才意识到,这小女孩可能跟父母走丢了。

于是就开口问小女孩道:“小幺妹,你叫什么名字啊?”

小女孩大概很长时间没有吃东西,蔫蔫地说:“我叫小波,我弟弟叫小可。”

王素珍又问道:“那你家住哪里啊?你爸爸妈妈呢?”

小女孩看着桔子,可怜巴巴地回答说:“我家住在白公馆,昨晚跟妈妈出门的时候走散了。”

在民国时期,有一些大户人家的房子很大,就喜欢叫XX公馆,王素珍没什么文化,还以为白公馆是哪个白姓人家的宅邸,按照旧社会时的习俗,如果哪家的孩子走丢了,被人送回来,是要给一些报酬的。

王素珍倒不完全是因为钱,而是看孩子可怜,现在外面兵荒马乱的,万一出点什么事,可叫孩子的父母怎么办。

王素珍就给了孩子两个桔子,然后等到收摊的时候也没见人来找,就把孩子领回家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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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素珍想要跟人打听一下白公馆在哪里,可是当时听说国民党军在撤退的时候在重庆埋满了炸药,要把重庆给炸了,于是就躲到防空洞里,等到重庆解放后,战斗都停止了,又开始上街卖桔子。

王素珍担心小波的父母会到她卖桔子的地方来找,于是也没敢换地方,一直在那里卖桔子,可是却依然没有消息。

有一天,王素珍在摊子侧面的墙上看到贴的一张寻人启事,有一个叫郭德贤的女地下党从国民党的大牢里逃出,在逃难时与自己的女儿走失。

王素珍一边看着,嘴里一边嘀咕着,国民党就没个好人,连个女人都不放过,幸好从大牢里跑了出来。

在接着看,说走失的小女孩年龄四岁左右,穿着一条破旧的红色毛裤,名字叫郭小波。

王素珍看着寻人启事,想到自己捡的孩子叫小波,那天也是穿着红毛裤,立刻过去问小波:“你是不是叫郭小波啊?幺妹!”

小波点点头说:“我就叫郭小波啊!”

王素珍一听,当即兴奋地说道:“哎呀,小波呀,你妈妈登报到处找你呢!”

王素珍立刻叫来丈夫,说道:“原来我们捡到的这个娃儿,人家还是共产党的孩子呐,看,吃了多少苦啊,我们赶快把她抱去找她妈妈,人家不定急成什么样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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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素珍夫妇立刻带着小波赶到寻人启事中说的地点,找到了登报的那位叫郭德贤的母亲。

郭德贤看到孩子毫发无损地回到自己的身份,连忙表示感谢,并向他们夫妇讲述了自己和小波这几年的遭遇,让王素珍夫妇十分感动。

郭德贤于1924年出生于重庆云阳一个较为富有的开明家庭,在她12岁那年,郭德贤在上海读书的哥哥回到家乡,筹划武装起义,她的家就成了武装起义的秘密联络点。

小小年纪的郭德贤并不懂得革命的道理,但是她却承担起放哨的重任,每当哥哥与一些大人聚在家里商量事情的时候,她都被哥哥要求去村口盯着有没有陌生人来。

后来武装起义失败,郭德贤看着哥哥与那些经常到家里来的大人被刽子手用刺刀杀害,使得她下定了参加革命的决心。

全面抗战爆发后,全国范围内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当时在云阳简易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郭德贤立刻跟同学们走上街头,宣传抗日救亡的思想。

1939年5月,年仅15岁的郭德贤光荣加入共产党,从此全身心投入到革命运动中来。

郭德贤回忆自己在云阳的革命活动时说道:“党组织交给我的任务就是团结教师、同学,组织他们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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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郭德贤参加的革命活动较多,很快被国民党的反动派盯上,上级为了郭德贤的安全着想,就让郭德贤赶紧转移,不久,郭德贤就转移到万县工作。

在此期间,郭德贤与万县县委主要负责人蒲华辅相恋并结婚,并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在皖南事变后,暴露出蒋介石的反共意图,国民党开始残酷地迫害国统区的地下党人和革命群众,川西党组织受到重创,郭德贤的工作也十分危险。

根据郭德贤后来回忆:“上级党组织指示新区委先做好掩护工作,积蓄力量,决不能发生横的关系,只准直线联系。我在乡下找了间茅草房,像农民一样的生活,与他们打成一片。我的主要任务是掩护机关,掩护川西党委负责同志开会和住宿、保存党的文件、印党报……在各种斗争中了解情况,反映街上情况。”

在恶劣的环境下,郭德贤的斗争很艰苦,尤其是在1944年生下女儿小波、1945年生下儿子小可后,郭德贤不仅要继续从事革命斗争,还要照顾两个孩子。

由于长时间的劳累,郭德贤的身体很快垮了下来,有一段时间郭德贤跟上级提出不愿意长期做掩护的工作,而是要做小学教师的工作。

当时郭德贤负责掩护川西党委在成都的开会和住宿,交给别人组织上不放心,因此当时川西党委副书记马识途鼓励郭德贤说:“能使我们在成都住下去,就是党的力量的保存。”

郭德贤知道自己身子上的担子重,于是又鼓起劲来做掩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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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康特委机关设在南门外苦竹林龙江路217号,以前是一个公馆,现在居住这蒲华辅、郭德贤夫妇以及另外两户人家。

蒲华辅的公开身份是成城中学的的地理和历史老师,郭德贤的公开身份则是家庭主妇,人称“蒲太太”。

当时在成都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大多没有公开的身份,只是以做生意为幌子进行活动,十分容易暴露,为了同志们开会的时候有一个安全的地方,干脆就把开会地点定在郭德贤的家里。

做地下工作是十分危险的,1947年秋,地下党员萧华清身份暴露,国民党要逮捕她,组织上得到消息后立刻安排她撤离成都。

萧华清撤离后,她的孩子还留在成都读书,1947年12月底,郭德贤得到组织的通知,说萧华清的家属在生活上有困难,要她想办法给萧华清的女儿送点钱去。

萧华清的女儿肖鸣锵当时就读在成都市立女子中学读高中二年级,而且是寄宿,并不清楚母亲身份暴露的情况,有一天,肖鸣锵在上课,有一个穿着旗袍的妇女来到学校,将钱送到肖鸣锵的手中,然后悄悄说了一声“是党给的”,便立刻离开了学校。

肖鸣锵在解放后才知道冒险来送钱的人是郭德贤,对她十分感谢,在最危难的时候,还能得到来自组织的关怀。

1948年4月,重庆发生“挺进报案”,国民党特务大肆抓捕中共地下党,中共在重庆的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逮捕和杀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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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为了彻底消灭国统区的地下党,又把魔爪伸向了成都,1949年1月13日,敌人在东门茶馆将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和川康特委委员华健抓捕,特委机关遭到破坏。

在蒲华辅出门时,告诉郭德贤晚上九点回来,可是到了九点却没有等到蒲华辅,郭德贤没有见到蒲华辅回来,也没有消息,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多年来的地下工作经验让郭德贤意识到,一定是出了什么事,郭德贤没有犹豫,立刻将所有机密文件取出来,并点上了火盆,一旦遇到突发情况,立刻将机密文件点燃。

到晚上九点三十分,有人敲大门,郭德贤看形势不对,立刻将密件扔进火盆里烧掉,等到敌人的特务进了院子,再到郭德贤家时,文件都已经烧掉了。

特务们进门后,也不废话,立刻翻箱倒柜,寻找机密文件,郭德贤抱着两个孩子任由特务们行动,然而特务们并没有找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就打算放长线钓大鱼,找来几个特务监视郭德贤,然后守株待兔,等着抓捕其他地下党。

郭德贤想到,第二天会有特委副书记马识途等同志来家里开会,如果现在不通知组织这里的情况,很可能给组织带来更大的破坏。

当天夜里,郭德贤彻夜难眠,都在想办法如何通知马识途副书记,想来想去,郭德贤想到院子里有一个打扫卫生的叫丘嫂的佣人,人很好,并没有被特务看押起来。

第二天天一亮,负责看管的特务走了4个,只留下2个,大概是换班吃饭去了,郭德贤就趁着留下的2个特务跟邻居聊天的时候,找机会拿出一块银元给丘嫂,求她到后面街上的红房子去,找一个叫马识途的人,就说这里暴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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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嫂借买菜的机会,离开了郭德贤家,然后到了马识途那里通风报信,马识途迅速通知大家转移,可以说,郭德贤冒险送出来的消息,在关键时刻挽救了很多同志。

在2016年7月,已经103岁的原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接受采访时,谈及那一天的情况时说:“关于郭德贤的情况知道得不多,但我记得很清楚,她救了我,那天我准备起床后,吃了早饭就去她家开会,还没起床时,就听见有人敲大门的声音……丘嫂说,蒲太太家昨晚来了好多人,把房子占领了,蒲太太让她来告诉我,今天的会不开了……”

敌人在郭德贤家里等了一天,也没有看到一个人,就知道走漏了消息,愤怒之下将郭德贤和两个孩子一块抓了起来,押送到重庆,关进渣滓洞看守所。

刚到渣滓洞的时候,郭德贤也很害怕,但是她一直坚称自己只是一名家庭主妇,并没有参与到所谓的革命斗争中去,特务们没有找到实质性的证据,也只好一直关着她。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在那一段时间丧心病狂地抓捕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导致渣滓洞很快就住满了人,在这样的情况下,特务们又将郭德贤和一批人转移到白公馆看守所。

到白公馆的时候,罗广斌等同志已经被关押在那里,狱中的生活是比较艰苦的,尤其是他们这样的“政治犯”成天被关在牢中,每天也就是出来倒马桶、洗衣服的时候能够出来一次,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尽管狱中的条件很艰苦,但是狱友们依然以各种形式与敌人做斗争。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已经通过各种渠道不断传入白公馆,革命即将胜利,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让狱友们高兴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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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一位难友悄悄溜进特务办公室,看到桌子上的一份报纸,上面写道新中国成立,国旗是五星红旗。

难友回去后,把消息告诉了大家,晚上的时候,罗广斌就提议说,我们自己做一面五星红旗吧,等重庆解放的时候,我们就拿着这面红旗冲出去。

大家立刻来了兴致,想尽各种办法,找来材料,罗广斌把自己的红花背面当作红旗,找到一张黄纸剪了五角星,当时大家只知道国旗叫五星红旗,有一颗大星星和四颗小星星,但是谁也没有见过,也就不知道是怎么排列的了。

大家议论后认为应该把大五角星放在中间,四颗小五角星放在红旗的四个角,红旗制作完成后,大家把它藏到牢房的一块地板下。

牢房里大家都热烈地期盼着,等到革命胜利时,他们要举着红旗去迎接党。

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是,随着人民解放军在军事上不断取得的胜利,国民党反动派开始丧心病狂地对渣滓洞、白公馆看押的人员进行清理工作。

当时给大家送饭的人都说:“吃吧,吃不了几顿饱饭了。”

看守的敌人还在说,外面在挖三个大坑,大家都以为是要把他们活埋了,心里更加难受了,但是想到自己牺牲可能与革命胜利一块到来时,每个人都做好了准备。

郭德贤给自己打气,大不了土埋到脖子的时候忍口气,再来一撮泥巴就过去了,没什么大不了的,郭德贤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自己的两个孩子,还没有长大,没有好好的看看外面的世界,就要跟自己一块牺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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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公馆难友们制作的五星红旗

11月27日,看守的特务们与平时就不大一样了,都是全副武装的,身前身后各挎着一支枪,还有一些生面孔,大家知道,这是来执行清理任务的。

当时白公馆关押着国民党反动派三个不同系统抓捕来的人,最先杀害的是中统和军统抓来的“政治犯”,郭德贤是被西南行辕二处抓捕来的,本来应该关押在渣滓洞,但是因为渣滓洞关不下,才寄押在白公馆,按照国民党方面的程序,应该由渣滓洞派人来杀害郭德贤等人。

当天下午四点的时候,敌人开始行动了,率先被带出去是黄显声将军,因为黄显声经常给孩子们带吃的回来,在黄显声被带出去的时候,小波还天真地上前问道:“黄伯伯,是进城吗?”

黄显声将军看着眼前的孩子,叹了口气说:“嗯!”

小波又说:“黄伯伯,记得给我买糖啊!”

黄显声这一次没有回头,跟着特务们出去了,10分钟后,大家听到一阵枪声,大家都知道,敌人开始大屠杀了。

从黄显声牺牲后,敌人是一次提两个人出去枪杀,一直到晚饭,还不断有人被提出去,那些赴死的难友们知道死难临头了,反而没有丝毫畏惧,有的喊着口号,有的唱着歌,非常从容地大步走向刑场。

最让郭德贤感动的是王振华夫妇,他们在狱中关了很久,还有一对儿女,当时一块被敌人提了出去,夫妇俩一人抱着一个孩子,王振华妻子对执行的刽子手说:“多给我打几枪,把孩子留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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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却早已杀红了眼,连小孩子也不放过,嘴里还说着:“斩草要除根。”

大屠杀一直到半夜才暂停下来,当时他们都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在白公馆杀人的西南行辕二处的人是从渣滓洞那边派过来的,结果渣滓洞那边的犯人太多,杀得太慢,上面就调在二处的刽子手回到渣滓洞那里。

清理的任务交给大特务杨进兴,杨进兴当时听到外面枪炮声太响,知道解放军就要打进来,于是向自己的上级报告完成了任务后,就仓皇逃窜了,留下一个叫杨钦典的看守,等到二处的人自己回来处理。

杨钦典为了养家糊口而当兵,被安排在这里当看守,罗广斌之前就在做他的工作,对他进行了策反工作。

在杨进兴等人逃跑后,罗光明就问在巡逻的杨钦典如何处理剩下的人,杨钦典就说:“听说您要押送台湾,剩下的人都处决。”(罗广斌的哥哥罗广文是国民党第十五军团司令)

见状,罗广斌就对杨钦典说:“重庆就要解放了,你知道共产党的政策,你要立功呀!”

杨钦典在关键的时刻,偷偷把牢房钥匙交给了罗广斌,然后出去把风,没有危险后就给他们逃跑的信号。

当时郭德贤已经把两个孩子哄睡着了,这时听到楼道里响起了杂乱的脚步声,还以为是敌人要来行凶了,牢门被打开后,才发现进来的是罗广斌等人,罗广斌进来后只简略地说了一句:“郭姐,快走,特务们都撤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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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德贤也没多问,连忙推醒两个孩子,并给两个孩子穿好了衣服,就开始下楼。

之前罗广斌和难友们已商量妥当,将同志们分成若干小组,身体好的和身体不好的一块帮扶逃难,郭德贤带不了两个孩子,就把小波交给了一个叫周居正的年轻学生,然后一块越狱。

等到他们走出白公馆不久,发现警戒的卫兵还没有撤走,卫兵问他们:“哪里的?”

周居正回答说:“二处的”

卫兵又问:“口令?”

周居正答不上来,敌人立刻开枪扫射,大家都四面散开向歌乐山跑去,跑着跑着,大家都跑散了。

郭德贤光着脚背着小可向歌乐山爬去,走了不知多远,到了一户农民家,郭德贤就向他们说遇到了土匪,想跟他们要一双鞋子,哪户农民就给了她和小可每人一双鞋,他们穿上后就赶紧走了,一直到11月30日,才回到重庆,找到“脱险同志联络处”。

可是,等到郭德贤赶到这里时,见到了周居正,却没有发现小波,才知道小波丢了。

原来周居正当时虽然年轻,却因为生病,在背着小波跑了一段时间后,体力出现不支,后来又胡乱在乱石中摔了一跤,再起来时,已经找不到小波了,低声喊了几声后,没有声音,又听到敌人的追赶声音,只好自己先跑了。

一直到王素珍夫妇将小波送回来,郭德贤才知道,那晚小波经历了什么。

周居正背着他摔倒后,小波被吓蒙了,起来后也没有哭叫,而是胡乱地走,后来就稀里糊涂地来到“中美合作所”的阅兵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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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驻扎在歌乐山附近的国民党部队即将开拔,有一个士兵发现小波后,估计这里要打仗,小孩子在这里活不成,就顺路把他带到城里,然后给扔到了大街上,让她自寻生路去了。

好在遇到了好心的王素珍夫妇,才将小波领回家,后来又送回到郭德贤那里,党组织为了感谢王素珍夫妇救回小波,奖励他们夫妇每人一套崭新的棉军装和10块银元。

此后,王素珍夫妇与郭德贤一家就像亲戚一样来往了几十年。

重庆解放后,郭德贤先后担任过西南人民革命大学托儿所所长、重庆市人民广播电台托儿所所长、重庆市人民广播电台编辑部副组长、播出部副主任等职务,1983年离休,2015年享受副省级标准医疗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