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国家的副总理,不是红安的副总理,红安缺粮,只能由省里调剂解决,我个人无权给红安。”

这是李先念在建国后第二次回故乡时对姐姐说过的话。原本回故乡是一件很高兴的事,但这次李先念的心情却十分沉重。

导致他心情沉重的原因是什么?他又为何会对姐姐说出这样一段话?

这个,司令员,李家,第1张

图 | 李先念

1960年10月的一天,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的李先念率中央有关部门的同志,来到红安视察。

这是解放后,李先念第二次回红安。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和黄冈地委、专署负责人姜一、马友才得到消息后,迅速从武昌、黄州赶往红安,陪同李先念视察。

回故乡本来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但李先念的心情却显得十分沉重,一句风趣的话也没讲,甚至连笑都没笑过,满脸的威严。

那时候,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许多省市粮食告急。自1959年冬季以来,李先念每天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批阅各地上报中央的粮食报表。

他此次南行,就是亲自下到基层,搞调查研究,关心群众的生活。

到达红安后,一下车,李先念就问县委书记张景田:“红安的灾情如何?群众的生活安排得怎么样?”张景田如实作答。

李先念听后皱了皱眉头,说:“红安荒地很多,要发动群众多种瓜菜,房前屋后都可以种,以瓜代粮。”

这时,随行的秘书介绍说:“‘瓜代粮’是李副总理首先提出来的,毛主席、周总理都认为这是个好办法,中央已经发了文件,要求全面推广。”

李先念神情愈发沉重,他叹了一口气,说:“这也是逼出来的,现在大家一定要齐心协力,共同渡过难关。”

这个,司令员,李家,第2张

当天晚上,县里派人将李先念的姐姐李德琴和侄子陈锡民接到县城。李先念要单独同姐姐、侄子进行交谈、家访。

“你们说说看,县里的粮食情况如何?”李先念率先开口,关切地问道。

陈锡民回答说:“我们湾里情况还行,高桥区的情况也挺好,不过二程和其他一些地方就不容乐观了,还有很多人得了黄肿病。”

“那是因为缺营养,要吃点黄豆。”李先念说。

“田里干得发裂,哪里还长黄豆哟!”这时,姐姐李德琴站出来,说:“先念呀,你做这么大的官,红安缺粮,你也不管管。”

李先念听后神情变得严肃,有些生气地说:“红安人要吃饭,黑安人也要吃饭,全国这么大,到处都缺粮,如果都像你们这样伸手,我也招架不住啊!”

见姐姐和侄儿都低头不语,李先念缓和口气说:“当然,我手里并不是没有粮,我是国家的副总理,不是红安的副总理,红安缺粮,只能由省里调剂解决,我个人无权给红安。”

这次家访掌握的情况和县委汇报得差不多。事后,李先念对随行人员说:“红安县委还是实事求是的。”

第二天一大早,李先念就前往了七里、二程区看望受灾群众。一路上,他看见不少群众面黄肌瘦,心里非常难过。

王任重作为湖北省委第一书记,他当即决定,回省后马上调一批杂粮和黄豆给红安,接济缺粮户。

这个,司令员,李家,第3张

图 | 王任重

由于李先念还有其他的工作,所以只能在县里停留一天,为了防止县里在伙食上给自己搞特殊,李先念亲自向县委负责人嘱咐:不准炒荤菜,不准煮米饭,不准搞酒喝。

第二天下午,李先念匆忙地告别了故乡,踏上了去省城的路。

这次回乡,让李先念感触颇多,作为国家副总理,他愈发觉得身上责任之重大,还要多做努力才行。

乡亲们埋怨李先念不回家看看,李先念说:“三年内我不回去,让父老乡亲们骂我,我洗耳恭听。”

如果说,这次回乡让李先念感触颇多,那他的第一次回乡,则令人印象深刻。

那是1953年的春天,李先念在中共湖北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张体学同志的陪同下,由武昌出发,乘一辆吉普车,回到红安视察。

当时,李先念担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副书记、中南军区政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工作十分繁忙。他的这次回乡,说来还有一个小插曲。

那是湖北解放后,红安经常有人去省府找李先念,向他汇报工作,并请他回乡看一看。每次见到这些老乡,李先念总是说:“湖北这么大,要去的地方很多,红安是我的故乡,还是先人后己吧!”

1950年,李先念托人带人带信,接李家大屋和邻村的几位老人到武昌做客。席间,小时候与李先念一起学过木匠的袁传家老人说:“先念啊,别怪我多嘴,你知道红安人怎么说你吗?”

李先念好奇地问:“说什么事?”

“说你做了大官,忘了家乡,解放这么长时间,也不回来看看!”

“谁忘了家乡?谁不知道我李先念是红安人!”李先念开始有些生气,见老人没有再说话,便语气缓和地说:“红安我是肯定要去的,但现在不行。三年内我不回去,让父老乡亲们骂我,我洗耳恭听。”

其实,老人是故意这样说的,他只是希望李先念能早点回故乡看看。红安的干部都知道,李先念对故乡是有深厚感情的……

这个,司令员,李家,第4张

图 | 李先念(年轻时)

中午12点已过,吉普车仍在坑坑洼洼的路上颠簸。李先念在车上谈起这件事,他操着浓重的红安口音说:“如今三年期限快到了,我这次要回乡还愿咯。”

车过永佳河,桃花镇,不一会儿就抵达了红安县城。

当时,县城还没有招待所。负责后勤的工作人员在办公室的二楼腾出几间房,临时找来几块木板铺在地上。李先念和张体学等同志就住在这里。

那天下午,在住房隔壁的县委会议室,县委书记马友才、县长程鹏,向李先念汇报了情况。汇报结束时,马友才提出:“县委准备开个扩大干部会议,想请李主席同大家讲讲话,不知道能不能安排?”

李先念听后很高兴,说:“那好哇,我也想同大家见见面,这么多年没有回故乡,不管再怎么忙,也要住上三天。”

第二天上午,李先念驱车南行,他要去视察马鞍山水库工地。那时候,县城通往县南部没有公路,只有一条便道,勉强能过去吉普车。

有人担心路上不安全,劝他不要去。但李先念说:“去,车子开不过去,我还有两条腿嘛!”

就这样,吉普车在弯弯曲曲的路上艰难地行驶了一个半小时,在距离县城38里的地方停下, 。下了车,李先念和随行人员沿着小路翻上马鞍山。

故园的小路,李先念依然熟悉,他谈笑风生,诉说着当年的事情。约摸半个小时,一行人就来到了水库大坝工地。

马鞍山水库,是红安县委、县政府组织修建的第一座小型水库,也是当时全县第一座规模较大的水库。大坝工程从1952年冬季开始开工,到1953年的春天,已完成工程总量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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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马鞍山水库

那时候,虽然时值春季,但气温还是很低,寒风阵阵袭来,冻得人直打哆嗦。李先念见民工们赤脚单衣,关切地说:“大家歇一歇,赶快披件衣裳,散汗会生病的。”

正说着,一阵大风吹来,将李先念的帽子吹到大坝底下,李先念见状,风趣地说:“老天爷有意见,说你们不该给旱田旱地摘帽子。”

大家听后,都笑着,李先念也跟着笑了。

李先念视察红安的教学情况,说:“要保障我们的子孙后代有学上,有书读,再穷不能穷了学校,再苦不能苦了后代。”

下午,李先念又来到红安中学视察。

县长程鹏曾担任过这所中学的校长,他向李先念介绍说:“红安中学原为黄安县立初级中学,始建于1937年,1952年改名为县初级中学。到1953年,共设置了15个班级,有700多名学生。”

听完介绍后,李先念问:“这应该算是红安县的最高学府吧?”

县文教科副科长徐绪承点了点头。李先念见状,又问:“有多少教师和工友?”

“39名教师,4名工友。”

李先念想了想,说:“教师的数量不少,就是学生还不算多,能不能多招一些学生?”

“能多招,就是缺教室,人一多,没地方上课。”

李先念边听边看,发现教师的办公室和学生教室都很破旧,于是立即拍一拍马友才的肩膀,嘱咐道:“老马呀,今天你当着我和校长的面,要大胆地答应拨一笔款给学校,不准你叫困难。”

马友才听后马上表态:“维修校舍的钱县里包下了,还要尽量挤点钱出来修建新校舍。”

李先念很满意,他点燃一根烟,边吸边说:“解放了,人民在政治上翻了身,这还不够,还要保障我们的子孙后代有学上,有书读,再穷不能穷了学校,再苦不能苦了后代。”

“当然咯!”李先念话锋一转,对随行人员说:“解决一个学校的问题是远远不够的,要使全省的中小学教育在三年内有一个较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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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李先念

第三天上午,红安县干部扩大会在圣庙召开。听说是李先念报告,全县600多名干部自带小板凳,早早来到会场等候。

由于人多,圣庙坐不下,负责布置会场的同志从圣庙牵出一根扩音喇叭到对面的一所小学,安排部分干部到那里听。

当时,主会场摆着一张未刷油漆的方桌,几张高脚椅子,桌上放了一瓶开水,一个水杯。李先念在张体学和马友才等人的陪同下,走进会场。

会上,李先念的讲话风趣幽默,深入浅出,亲切感人。大家聚精会神,听得十分认真。

李先念在红安视察期间,他的亲友和乡下许多老人以及烈士家属都到县里看望他。一连三个晚上,他都没有安排其他活动,专门用来接待这些老乡,向他们了解目前的生活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有不少百姓向当年慰劳红军一样,给他捎来了瓜子、花生等食物。

面对乡亲们的盛情,李先念婉言谢绝:“大家的心意我领了,但这些东西我不能收,你们的生活还很困难,带回去留给家人吃吧!”

这个,司令员,李家,第7张

图 | 李先念

第四天上午,李先念结束了这次故乡的视察活动,启程回省。参加扩大干部会议的同志全来送别,场面十分感人。

李先念参观红安县革命博物馆,感慨颇多,这都是他曾经经历过的

红安,是李先念的故乡,也是许多革命烈士的故乡。来到红安,怎能不缅怀这里的革命先烈呢?

1979年5月,已是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常委的李先念在陈丕显、马友才等人的陪同下,又来到红安视察。

第二天早饭后,李先念来到位于县城中心的董必武旧居参观。董老家的房子早在1927年的冬天就被国民党“清乡团”烧毁,现有的一栋是1977年文物部门按原貌修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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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董必武故居

旧居里除了简单的陈设外,还腾出两间小房子举办了一个小型展览会。李先念一边观看,有好几件实物勾起了他的回忆。

当李先念看到一份报道黄麻起义情况的《布尔塞维克》杂志时,他对陈丕显等同志说:“对的,董老对黄麻起义贡献特别大,很多领导人都是他的学生,我就是这年11月27日入的党。”

陈列中,展出了董老1963年12月为红安知识青年王敬璋回乡务农先进事迹展览的题词,李先念看完题词,转过身对随行的工作人员说:“这个方向要永远坚持。”

看完旧居,李先念又乘车来到县烈士陵园。在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纪念碑前,他缓缓地绕碑一周半。

这时,县里陪同参观的一位干部对李先念说:“我们在乡下访问革命老人时,有人说您带队参加黄麻起义,还作了动员报告。”

李先念回忆说:“当时人很多,不记得讲没讲话,要讲,可能是在高桥区羊子山讲过。”

接着,李先念来到红安县革命博物馆参观。该馆建于1961年,里面陈列着500多件反映红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斗争的文物、照片和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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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斗争历程,大多是李先念亲身经历过的,所以看起来格外亲切,不时插话,回忆。

当看到党的“一大”前后文物图片时,李先念问:“怎么没有恽代英、肖楚女的像?”讲解员小阮回答说:“还没收集到他们的照片,应该会有的,他们的照片可以找到。”

这时,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介绍说:“李副主席当年也参加了农民运动,带领农民打了不少土豪。”

“我这算什么?”李先念谦虚地笑着说:“当时主要是董老,还有一个陈潭秋,湖北早期革命主要靠他们两人。”

见陈列柜里摆着自卫队的袖章,李先念又问:“是真的吗?”工作人员回答说:“是原件。”

“有没有王树声的照片?”

县委副书记耿协楠说:“有,在那边的展室里。”当李先念看到黄麻起义主要领导人之一吴光浩的照片时,他说:“吴光浩是黄埔生,这个人很有本事,我们都信服他。”

在红二十五军军长蔡申熙烈士的照片前,李先念介绍说:“蔡申熙是在河口战斗中牺牲的,当时斗争打得很艰苦,牺牲了不少同志。”

陈丕显接过话说:“蔡申熙牺牲时好年轻。”

“那时的领导人都年轻。”李先念说:“只要革命坚决,能带兵打仗,不论年纪大小,都能提拔。”

看到红四方面军在红安七里坪成立的画面时,李先念说:“是这个样子,那次我也参加了。”

在吴焕先烈士照片前,李先念看了又看,说:“这是原照,长征时,吴焕先是红二十五军政委 ,与徐海东在一块,后来在甘肃牺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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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吴焕先

见到陈列柜中展出的观音土,李先念说:“这种土我吃过,带磁性,就是吃下去,拉不出来。”

进到解放战争时期的展室,李先念兴奋地说:“大反攻开始了!”

在那里,李先念见到邓小平、刘伯承的照片,他指示道:“要把他们两人的照片放大些,要突出反映。当时,后中原军区司令员是刘伯承、政委邓小平,陈老总是第一副司令员,我是第二副司令员,邓子恢是副政委,他们的照片都要挂上。”

参观结束后,在博物馆大厅休息,李先念点燃一支烟,边抽边说:“还有一个人,叫李达,当时是二野的参谋长,他的像也要挂上。”

接着,李先念又讲到了皮定均,他说:“皮定均是个好同志,原来在我的部队,很能打仗,中原突围立了大功,后来编入陈老总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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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皮定均

随着越聊越多,时间已经来到10点了,秘书催着要走,李先念看了看表,说:“再坐一会儿。”

马友才见状,提醒道:“烈士祠后面还有三个墓,蔡申熙、沈泽民的墓,董老已经提了字,中间一个墓是吴焕先的,还没有人题字,想请李副主席题一下。”

“我题!”李先念满口答应:“到武昌一定题,秘书,你记着,吴焕先是我的老朋友嘛!”

走出大厅,马友才建议:“到后山上看看吧!”

李先念有些好奇,问:“山上有杉树吗?”

耿协楠回答说:“这里没有,别的地方有,但离这里很远。”

11时许,李先念乘车来到二程林场,在那里,他看到了一大片杉木。李先念很高兴地说:“你看多好啊,东北的杉木要80年才成材,这里12年就能成材,你们要下狠功夫,多栽杉树,发展杉树。”

17日下午3时,李先念乘车离开红安,县直机关干部、职工和附近农村的上万名群众自发赶来欢送,把民主街挤得水泄不通。

从县委客室出县城,不足两里地,但汽车足足开了20分钟。李先念摇下车窗,和故乡人民道别。

汽车南行,经詹店往右边叉道行进,来到李家大屋,乡亲们闻讯赶来。李先念笑着说:“乡亲们好!”

随行记者按动照相机快门,拍下了李先念和乡亲们合影的珍贵照片。

照完相,李先念走进故居,看到屋内的陈设和墙上挂着的工具,满意地说:“还是那个老样子。”

快4点钟的时候,在秘书的再三催促下,李先念站在故居门口,与乡亲们再次合影留念,握手话别。随后登上面包车,离开了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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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李先念故居

故乡,这个词总让人感到温暖,每个人都有故乡,它是我们心中美好的存在。故乡,它连接这一段情,一段无法割舍的情。因为有故乡,所以才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