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爱好者如果足够细心的话,肯定会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建国前的革命战争时期,周恩来同志的军装旧照中,既有佩戴二星也有佩戴三星领章的情况,显然就是中将和上将的区别。那么在特殊的年代里,周公究竟获得过哪些军衔,又分别是哪一方授予的呢?

周恩来,毛泽,罗瑞卿,第1张

(中将职务军衔)

首先需要说明,在革命战争时期,人民军队并没有真正地系统地实行军衔体系,红军时期不消说了,敌强我弱,戎马倥偬,军队的正规化无暇提到日程上来。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八路军总部曾有意建立我军自己的军衔体系,也因为条件不成熟而最终搁浅。

作为我党早期的军事负责人、南昌起义的领导者和后来的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完全有资格在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只是因为建国以后,周公担任了政务院总理主抓政府工作,以及为了大授衔的顺利进行,才跟少奇同志、小平同志一起,响应主席的号召主动放弃而已。

因此,周恩来佩戴军衔的情况,皆出现在建国以前的几次特殊历史时期,在此有必要认真解读一番。

周恩来,毛泽,罗瑞卿,第2张

(在重庆)

一、黄埔军校中将政治部主任

别看黄埔军校后来声名显赫,其实在成立之初,它的规模和级别在广州政府内部,还只是个不大的衙门口,毕竟军校还属于初创期,没有人知道它未来的能量。

蒋校长先是干筹备委员会的活,等到1924年5月2日正式到任时,职务全称是“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兼黄埔军校校长”,领中将衔。

此时还没有成立所谓的“国民政府”(1925年7月1日),在广州行使军政权力的是孙中山先生的“大元帅府”,黄埔校长的委任状抬头是“大元帅令”,落款也是海陆空大元帅孙文的名字。

包括其他各路诸侯,起初也很是瞧不起黄埔,一名滇军师长曾当面挖苦蒋校长说:“你在黄埔办什么鸟学校,你那几根吹火筒,我只派一个营就完全可以缴你的械”,把未来的特级上将气个半死。

周恩来,毛泽,罗瑞卿,第3张

黄埔校长才是中将军衔,那有没有上将呢?当然有,比如大元帅府的陆军总长程潜,就是上将军衔。所以程潜后来战功虽不卓著,却必须补授为陆军一级上将,原因就是军界资格太老了。

黄埔教官们军校初创时期,军衔也普遍不高,以前期的74名教官为例,其军衔分布情况是:中将1人、少将3人、上校3人、中校6人、少校7人、上尉11人、中尉24人、少尉10人,其他则为文职干脆没有授衔。

何应钦刚入校时不过是少将衔战术总教官,张治中是上校衔,刘峙、陈继承等战术教官为中校衔,而搞炮兵的陈诚仅仅是上尉衔。

而蒋校长晋升上将军衔的时间,大抵是在1925年8月前后,也就是成为第一军军长的时候,因为参加北伐的各军军长,包括李济深、李宗仁、程潜、唐生智等等,都是上将衔。

周恩来,毛泽,罗瑞卿,第4张

(程潜)

周恩来是1924年9月从法国回到广州的,并没有赶上黄埔初创,到粤后曾经担任广东区委的委员长(大约是书记的意思)兼军事部长,还曾应邀赴黄埔军校讲授政治经济学,算是与黄埔初次结缘。

两个月后,在党内资深人士的推荐下,周恩来被任命为黄埔军校第三任政治部主任,领中将衔,时年26岁。在黄埔历史文献《一年来政治部之概况》里面,对此有明确记录:“民国十三年十一月,周恩来先生继任本部主任”。

因此,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时期的职级和军衔,都是非常之高的,几乎与校长平起平坐。所以黄埔前三期的学生,后来无论晋升到多高的职务和军衔,看见周公也得毕恭毕敬,也包括混成一方诸侯的胡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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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跟那位校长一样,周恩来第一次获得的军衔,授予主体仍然是孙中山大元帅府。需要说明的是,当时的国民革命军还没有健全的军衔体系,更没有标准的军衔展现方式,既无肩章也无领章。

直到北伐开始以后,在蒋的嫡系的第一军系统内,才小范围有了臂章军衔的形式。因此我们看周公在黄埔时期、东征时期的照片,只是旧式的灰蓝色军装和“童子军帽”,并没有任何显示军衔的标识物。

而到了第一军系统开始挂军衔臂章时,周公已经在“中山舰事件”后被迫离开了该军,1927年初转赴上海组织工人起义,然后再领导南昌起义,与反动派彻底决裂,自然也就不存在什么军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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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歇尔来华)

二、陈诚出面邀请任职政治部

这一晃就是十年,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陕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东渡黄河奔赴抗日战场。

既然名义上已经是国民革命军的正规部队,出于跟各路友军配合作战和打交道时方便计,军事委员会也给大部分八路军的将领们,授予了职务军衔,注意不可能是“铨叙军衔”。

因为国民政府推出的“铨叙军衔”体系,始于抗战爆发前的1935年,它是根据军官的资历、职级、战功等等条件,综合评定出来的正式军衔,以改变在此之前军衔泛滥的情况。

比如曾经被任命为上将军长的陈诚,1935年就只被铨叙为“陆军中将”,憋屈得很。直到第二年为了解决部分高级将领衔级不符的问题,国民政府增设了“陆军中将加上将衔”,陈诚才总算挂上了三颗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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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陕北)

所以跟反动派打了十年的八路军将领们,是不可能被授予铨叙军衔的,毕竟是曾经敌对的两支军队,否则停年怎么算?战功怎么计?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那么网传朱老总曾授“中将加上将衔”自然也是捕风捉影,朱德总司令(第18集团军)兼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东路军总指挥时,就是上将职务军衔,没可能获授铨叙军衔。

顺便科普一下,“陆军中将加上将衔”这个玩意,在北洋时期、南北对峙时期就出现过,设置目的和性质虽与1936年的基本相同,却是两个不同的政府所设,之间并无传承性,也不可以混为一谈。

既然是职务军衔,八路军将领们的军衔称谓是必须带上职务的,比如朱老总是“上将总指挥”、刘伯承贺龙是“中将师长”、聂荣臻是“少将副师长”、陈赓是“少将旅长”等等。职务军衔的特点,是职务一旦撤销,相应军衔随之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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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中将孙元良)

而黄埔一期的王敬久、孙元良等师长,准确军衔称谓却是“陆军中将”,两者是有本质不同的。淞沪会战爆发后,王敬久和孙元良、宋希濂等人火线晋升军长,军衔仍然是陆军中将,看懂区别了没有?

扯远了,说回周公的军衔,作为中央军委的副主席,周恩来同志当时并未在八路军中任职,不过1938年初,那个委员长邀请周公出任了一个重要职务: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

这个政治部是以原来的军委会“政训处”、战时大本营第六处、训练总监部“政训处”合组而成,1938年1月在武汉挂牌,属于新组机构。

政治部在抗战时期,主管国民革命军的政治训练和战地宣传等工作,兼管政治情报和战地服务,权力还是相当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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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诚)

三、军事委员会中将副部长

政治部的部长人选,确定为黄埔系军队“得三望二”的红人陈诚,时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筹组期间,出于政治上的需要,那个委员长有意邀请周公出任副部长,并暗示陈诚前往商谈。

陈诚倒是充满热情地登门邀请,周恩来起初笑着婉言谢绝:“蒋先生能有此姿态,我们党当然欢迎,不过去政府里任这样一个职务恐不合适”。 同在武汉的博古则是个直性子,脾气也躁:

“叫我们党的一个副主席去任你们一个部的部长,对了,还是个副的,你这不是开玩笑吗”?陈诚有些尴尬,陪笑着道:“此事不在职务高低,主要是向外界显示一下我们两党合作的诚意”。

但是为了维护合作抗日的大局,在陈诚的反复邀请下,在报请延安方面的同意后,周恩来还是于1938年3月,正式履职了军委会政治部中将副部长(上将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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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担任副部长的还有粤系的黄琪翔,其实以周公的黄埔资历和早年军衔,授个陆军一级、二级上将衔啥毛病没有,何应钦当时是陆军一级上将,黄埔时期也就是个少将总教官嘛。

但显然这是不可能的,一方面,是前面所提到的“阵营”因素,我方将领不可能获授铨叙军衔,所以什么一级二级上将、哪怕是中将加上将衔,一概都属于铨叙范畴,如此就只能是职务军衔。

另一方面,政治部长陈诚仍然还是中将加上将衔(1939年晋陆军二级上将),无论是从职务区分的角度,还是当局故意压低我方的心态,都不可能给周公上将职务军衔,那么只能是“中将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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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集团军中将参谋长叶剑英)


而职务军衔的委任,在抗战时期并不需要国民政府正式颁发“任官状”,只需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一纸“委任令”即可。因此周公在抗战时期的“中将副部长”职务军衔,授予主体其实是军事委员会。

之前撰文介绍过,周公利用“中将副部长”的身份,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比如对杂牌军的统战工作,比如利用战地服务团队的组建,在进步青年中发展我们的力量,比如争取民主人士的理解等等。

哪一个战区的大小将领,也不敢公开为难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中将副部长,大小特务更是一点脾气都没有,因此这个身份为周公的工作提供了极大便利,蒋某人那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周恩来,毛泽,罗瑞卿,第12张


大抵从1942年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周公已经不在政治部正常履职了,主要的和公开的身份,已是我党驻重庆的首席代表。

实际上到1946年军事委员会改组时,政治部也奉令撤销,既然不再担任这个职务,那么职务军衔也就随之不存在了。

此间周公的身份,已经是我党与重庆方面进行谈判的代表团团长,抗战胜利,时过境迁,根本不需要在另外一个阵营再兼职了。读者一定要把1946年以后周公的军衔,以及我军一些将领佩戴的军衔,跟抗战时期区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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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调执行部我方首席代表叶剑英中将)

四、“三人委员会”上将代表

1946年1月中旬,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来华,进行所谓的军事调停,目的是避免全面内战的爆发,同时也对各地的国共武装冲突进行“调停”。经过三方谈判和商量,决定共同派员成立了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

而军事调处工作的最高领导机构,是包含三方代表的“最高三人委员会”,由美方代表马歇尔、蒋方代表张群(后换成张治中)、我方代表周恩来组成,所以“军调部”其实是三人委员会的下属执行单位。

也就是说,军事调处工作由“三人委员会”总负责,由设在北平的“军调部”具体执行,军调部也设有三方代表:我方代表叶剑英、蒋方代表郑介民、美国代表罗伯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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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方代表)

军调部再下设38个“军调小组”,分赴或分驻全国各地区,处理国共双方军队的军事冲突问题,每个小组仍然由三方代表共同组成。这三个层级的三方派出人员,当然是级别和军衔递减。

而在三人委员会中,马歇尔是美国陆军五星上将,张治中是陆军二级上将,为了体现对等原则以及工作上的方便,延安方面也临时任命周公为上将衔军调代表,因此周公第三次获得的军衔,其实是我方所授予的!

临时获衔的不仅有周公,我方派驻北平军调部、各地军调小组的代表们,延安方面也都按大致职级授予了相应军衔,比如北平军调部首席代表叶帅,当时是中将军衔等等(后面有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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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委员会)

这样的操作最早出现在1945年9月16日,当时为了与东北的苏军进行交涉,延安方面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的名义,授予彭真、陈云、叶季壮为中将军衔、伍修权为少将军衔,段子俊等人为上校军衔,并用中、俄两种文字写了任命书。

不过由于我军当时既没有真正的军衔体系,也没有正规的将校军装,所以我方各级军调代表只能穿着国民革命军的制式军服,然后佩戴相应的军衔领章。

当然,这样穿戴也有利于工作的开展,毕竟八路军、新四军在名义上,仍然属于国民革命军的序列。而有的代表,干脆还是穿八路军的土布军装不挂军衔,只是有份任命书而已。

换言之,我方一批高级将领在1946年佩挂的军衔,既非职务军衔,也不是什么铨叙军衔,干脆跟蒋系的军衔体系没有一毛钱关系,其临时授予的主体,特别注意已经是延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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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将衔代表)

列举一下这个特殊时期我方代表的临时授衔情况(部分):

军调最高三人委员会我方代表:周恩来,佩戴上将衔(1955年未授衔)。

军调部我方代表团首席代表:叶剑英,佩戴中将衔(1955年授开国元帅)。

军调部我方代表团参谋长:罗瑞卿,佩戴中将衔(1955年授开国大将)。

军调部我方代表团首席军事顾问:滕代远,佩戴中将衔(1955年未授衔)。

军调部沈阳执行小组我方代表:饶漱石,佩戴中将衔(1955年未授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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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调部太原执行小组中共代表:陈赓,佩戴少将衔(1955年授开国大将)。

军调部本溪执行小组中共代表:许光达,佩戴少将衔(1955年授开国大将)。

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秘书长:李克农,佩戴少将衔(1955年授开国上将)。

军调部中共代表团执行处长:宋时轮,佩戴少将衔(1955年授开国上将)。

军调部中共代表团执行处副处长:李聚奎,佩戴少将衔(1958年补授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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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瑞卿挂中将衔)

军调部徐州执行小组我方代表:韦国清,佩戴少将衔(1955年开国上将)。

军调部张家口执行小组我方代表:赵尔陆,佩戴少将衔(1955年授开国上将)。

军调部四平执行小组我方代表:耿飚,佩戴少将衔(1955年未授衔)。

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副参谋长:张经武:佩戴少将衔(1955年授开国中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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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光达挂少将衔)

军调部石家庄执行小组我方代表:秦基伟,佩戴少将衔(1955年授开国中将)。

军调部承德执行小组我方代表:段苏权,佩戴少将衔(1955年授开国少将)。

军调部广州执行小组我方代表:方方,佩戴少将衔(1955年未授衔)。

军调部新乡执行小组我方代表:黄镇,佩戴少将衔(1955年未授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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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历史事实很清晰了吧?在1946年军事调处期间,延安方面给周公、代表团成员、各执行小组我方代表临时授予的军衔,只是出于对等目的,以及在调处工作中身份的便利,跟人民军队建国以后的大授衔没有任何关系。

笔者之所以选择用“佩戴”一词,是因为我军部分将领此番挂上军衔,是一种特殊时期的临时性办法,并未进行系统全面的评定。

至全面解放战争爆发后,这些临时军衔也就不存在了,故还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授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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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口军调执行小组)

纵观周恩来在建国前的三次授衔情况,不妨这样总结:第一次是1924年,由孙中山大元帅府所任命,黄埔军校中将政治部主任,当时还没有铨叙军衔的出现,可以理解为职务军衔。

第二次,是1938年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任命,中将政治部副部长,仍然是职务军衔;第三次,是1946年由我党的中央军委主席所任命,军事调处最高三人委员会中共代表,佩挂上将军衔。

尤其是第三次的佩戴军衔,跟蒋方的军衔体系只存在“表面上的联系”,也就是外观看似相近,实则有本质不同,毕竟授衔主体分别是南京和延安两地嘛!


周恩来,毛泽,罗瑞卿,第22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