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5月,林彪、罗荣桓带领东北民主联军对驻东北的国民党军发动了夏季攻势。在我军凌厉的攻势之下,国民党军兵败如山倒。很快,南满重镇梅河口陷入了我军的重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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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北战场,梅河口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地区。它是沈阳、吉林、四平、梅河口、海龙、辑安铁路的交接点,有1万多人口,是沟通南满和北满的一个极有价值的据点。我军初入东北时,梅河口曾是我军的要塞,是东北局驻扎的地点。被国民党军占领后,被列为五大战略据点之一。杜聿明曾给当地的国民党军下达了一个死命令:坚决死守,不准突围;要与阵地共存亡,并做好长期防御的准备。

当然,口号话谁都会说。为了让梅河口的守军不敢逃跑和投降,杜聿明专门在此地布置了一支特殊的部队。它便是滇军60军第184师。

当我军围困梅河口时,林彪果然不出杜聿明所料,下达了极为严厉的命令:“对此地之敌军,凡经过战斗打响者,即坚决歼灭之。勿中途接受其起义。”也就是说:“要坚决消灭184师,不许他们起义。”

我军的俘虏政策一向宽大,只要有意于投诚者,我们一般都会允许其起义。而这一次,林彪为何一反常态,不允许184师起义呢?

一、海城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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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师是滇系军阀龙云的部队,从属于60军。同时也是60军军长曾泽生赖以起家的老部队。虽然是地方军,但是184师的战斗力却不容小觑。抗战期间,184师参与了台儿庄战役,面对日军王牌板垣、矶谷两大师团的轮番攻击,184师与强敌整整拼杀了了20多日,阵亡旅长一人、团长5人、营连长百余人,连当时担任团长的潘朔端也身负重伤。

此战之中,184师以1000多人的伤亡,毙伤敌人3000多人,取得了相当惊人的战役。然而由于蒋介石对于地方军队的歧视,184师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奖赏。

不仅如此,蒋介石甚至还想利用日寇将这支“杂牌部队”消灭掉。在武汉会战中,蒋介石故意命令位于184师两翼的中央军向后撤退,致使184师出于突出部,遭到日军的三面合击。经过一番血战,184师好歹保留了编制。

虽然死里逃生,但是184师上下都对蒋介石排除异己的行为愤恨不已,也让潘朔端等滇军将领为之心寒。

抗战结束后,蒋介石命杜聿明耍弄诡计,将龙云赶下了台,并软禁于重庆。老首长的蒙难,让滇军上下皆愤愤不平。11月,蒋介石将包括184师在内的滇军整编为两个军六个师,将之调往东北战场,充当内战的炮灰。

1946年,184师被部署于在海城、鞍山、营口、大石桥及抚顺等地,师部设于海城。国民党东北“剿总”派了一批谍报组特务进入184师各团部,又公开派两名少将参军驻在师部,其一兼任海城县长,都带有秘密电台。因此184师的一举一动,都在蒋匪的监控之下。在184师背后,还有全副美式武装的中央军公开督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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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184师所属的滇军,蒋介石简直就像是防贼一样。他所希望的,无法是让滇军与解放军互相消耗,达到渔翁得利的险恶目的。

1946年5月,东北解放军在中长线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毛泽东指示要将目标定在具有战略地位的一两个大中城市之上。前敌指挥、素有“旋风将军”之称的韩先楚将目标指向了中长线南端的海城。

韩先楚认为,敌人正在集中目标进攻北满,南满则非常空虚。具体到鞍山和海城,守军是滇军的184师,战斗力不如中央军。而且如今龙云已经被老蒋赶下台了,184师必然与老蒋离心离德。这种无形的因素,对我们很有价值。因此韩先楚决定,将此次战斗的目标指向海城。

在林彪的支持下,韩先楚带领2个师以及一个炮团的兵力,向海城杀了过来。

战斗打响后,潘朔端将三个团一字排开,分布在鞍山、海城和大石桥。韩先楚将计就计,他将辽东独立团留在大石桥,做出要进攻大石桥的样子,自己则率主力直扑鞍山。在我优势兵力的打击之下,滇军迅速崩溃,鞍山至此失守。随后,韩先楚又调转枪头,杀向了184师师部所在的海城。

在攻打海城之前,韩先楚首先审问了几个俘虏。从难懂的云南口音中,韩先楚听出个大概。俘虏们都说抗战胜利了,本想复员回家,谁知道还要打仗,而且还是在东北打仗。后来听说龙主席被蒋介石抓了起来,大家都说蒋介石不安好心,把他们赶到东北是利用共产党来消灭异己,根本看不到前途和希望。

韩先楚虽然没读过书,但也明白“不战而屈人之兵为善之善者”的道理。正所谓攻城为下,攻心为上,韩先楚决定在军事打击184师的同时,再对其进行政治攻势。随后韩先楚找了一个姓马的俘虏,此人是个营长。韩先楚写了一封劝降信,让马营长去海城交给潘朔端。

一开始,潘朔端确实准备顽抗到底,为此他已经枪毙了两个营长。当他收到劝降信,韩先楚也在同时发起了攻击。密集的炮弹不断在潘朔端前后左右爆炸,破城只是个时间问题。

潘朔端曾不断向杜聿明求援,但救兵却迟迟不到。潘朔端终于还是领悟到,老蒋这是故意将他们置于死地啊!既然老蒋不仁,我们为何还要为他送命呢?于是潘朔端决定接受韩先楚的劝降。

5月30日,潘朔端将我方代表请入了海城。随后潘朔端带领师部以及一个团共2700人宣布起义,放下武器。

随后韩先楚派人手持潘朔端亲笔信到达大石桥,劝驻守当地的184师551团发动起义。该团团长口头答应,却迟迟不投降。原来他已经接到杜聿明的命令,成为了代理师长。他企图拖延时间,等新一军来援。韩先楚识破了他的阴谋,于是在6月2日发动总攻,并将之全部歼灭。

海城起义,是国民党军第一次成建制的起义,大大震撼了东北的国军。对于184师,林彪对其是寄予厚望的。为了显示对他们的尊重,我方并没有直接将其编入人民解放军,而是将其编为“民主同盟军”,保留原编制,作为我军旗下的盟军而存在。其地位关内高树勋的“民主建国军”类似。

然而可惜的是,我军对184师的改造,似乎并不成功。

二、失败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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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满军区对于184师的到来,给予了极大的重视。他们每天都能吃大米,蔬菜供应也比我军各部队多一倍,穿的衣服以及日用品也作了特殊供应。相比之下,我军部队吃的是粗粝的高粱米,穿的是灰布破军衣,真是艰苦极了。

很显然,我军是想千金买骨,让更多国民党部队弃暗投明,归于人民军队麾下。然而这种优待非但没有感动一些国民党军官,反而让他们越发骄横起来。

由于184师起义部队包括该师的师部,因此军官特别多。2800人的队伍,连排以上的军官就有400多人。我军不仅不能撤换这些军官,而且我军的干部也不让派。如果要整编该部队,他们就大吵大嚷,说我军像杜聿明一样欺负这些非嫡系部队。

就这样,这帮反动军官被养在我们的根据地里,每天闲来无事,军官们就聚在一起赌钱,暗中抽大烟,甚至还要嫖妓。对于这些无可救药的渣滓的贪欲,我军自然不可能满足。因此这些家伙又开始说怪话:“到共产党这里,升官也不发财。”

很显然,184师的起义是被我军包围之下无奈的选择,多数军官在政治上依然保持着反动的立场,因此过来后处处与我们作对。当时他们所到之处,地方政府都组织群众进行欢迎。当时这些反动军官却说:“这是拿我们当展览品呢!”

在白天,反动军官们假装进步,装模作样地学习马列原理;到了晚上,就偷听国民党的广播,掌握国军的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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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46年10月,国民党开始向南满大举进攻,我军被迫放弃通化,向临江方向转移。184师的反动军官认为时机已到,共产党已大势已去,于是就密谋叛变,拉起队伍再回到国民党那里去。

杨朝伦是184师的副师长,平时沉默寡言,骗取了我方的信任。但在背地里,却暗中和其他人商量叛变。他们劝说潘朔端将军遭到拒绝后,决定自己行动。

10月30日,我军放弃了通化,命184师从石人矿车站乘火车撤离。到了夜间十一点多,大家都昏昏入睡了。这时车外突然吹响了经济集合号的声音,正当大家感到纳闷之时,184师的官兵们乱哄哄地冲下了火车。

政治部主任李毅立即意识到,184师叛变了。虽然想要阻止,但却为时已晚。杨朝伦、550团团长张文尉、552团团长杨家兴带领1000多人叛逃而去。就这样,原本2800多人的184师逃了一半。无奈之下,辽宁军区只好收拢没有跟随叛变的人员,将之输送到了北满根据地,并整编并入东北民主联军部队。

184师的叛变造成了极坏的政治影响,我军充分地意识到。人心的向背不仅和理念、政策有关,同时也与战场的胜负密切相连。在我军力量不够强大的情况下改造国民党部队,即使给他们吃好的、穿好的,他们也不会领情。这种单纯的笼络方式,并不能让国民党部队心悦诚服。因此我军必须要强大起来,在战场上狠狠地打痛对手,彻底灭掉他们的威风,叫他们看到我军就胆战心惊。只有这样,才能谈得上改造。这就是先礼后兵。

对于184师这种起义而复叛的部队,必须给予严惩。

三、林彪:不准184师再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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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之后,国民党军逐渐失去了战场的主动权。在林彪、聂荣臻的领导之下,东北民主联军越战越强,并向国民党军发动了夏季攻势。

1947年5月,我军兵临梅河口,迎头撞上了老对手——184师。

184师叛逃之后,萧华派部队进行了追击,仅追回百余人。其余的部队则为国民党军所收容,并且依此重建了184师的建制。

杜聿明认为梅河口的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必须死守,因此决定派出一支绝不可能后退的部队,而这支部队就是184师。在他看来,184师已经投降过一次,如今不可能再度投降,毕竟共产党不会对叛徒手下留情。

事实上,杜聿明预估地很准,林彪确实不准备放过184师。在战前,林彪特意指示南满部队:“对184师,凡经过战斗打响者,即坚决歼灭之。勿中途接受不解除武装之起义。”

林彪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坚决消灭184师,不让其故伎重演。而东北民主联军上下也憋着一股劲,一定要狠狠地惩罚这个反复无常的二五仔。而这次战斗的指挥,依然是四纵副司令韩先楚。

184师官兵自知解放军绝对饶不了他们,因此他们在梅河口布置了相当坚固的防线,城市四周布满了地堡、交通壕和其他障碍物,显得易守难攻。

根据侦查的情况,韩先楚决定以10师的两个主力团在军区两个炮兵团的指挥下,先夺取城西的两个小高地,然后再进攻铁路工厂敌军核心阵地。

在炮火掩护下,10师的28团和29团连续爆破,打开了战斗通道,突击部队一拥而上占领了城市外围的两个高地。

然而从高地到敌军核心防御阵地,还有一个500多米的开阔地。在没有炮火的支援之下,28团和29团连续进攻,遭遇敌方火力的三面压制,伤亡非常大,开阔地上布满了阵亡将士的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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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先楚见此情况,立即停止了进攻。当天夜晚,韩先楚仔细研究了地形,发现我军之所以进攻失利,是因为对地形和敌情不熟悉,守军工事坚固,我军炮火放回不够。因此韩先楚决定另寻一个突破口,只要突进去,就能使守军防御完全动摇。

韩先楚在地图上一看,立即将目标指向了火车站。担任火车站正面攻击的是30团。在炮火准备之后,30团对火车站的敌军进行了猛烈进攻。

敌方184师的官兵自知没有出路,因此拼命地顽抗,致使30团遭受了惨重的损失。突击队每次冲到前沿,后续部队的通道都会被守军的火力封堵,增援兵力和弹药无法跟上,突破最终都以失利而告终。

到了最后,30团竟然只剩400多人还未伤亡。于是团长将这些士兵编成了两个加强连,发动了连续攻势。此时侧翼的兄弟部队29团拍马杀到,帮助30团于26日上午九时占领了火车站。

30团虽然伤亡巨大,但官兵们依然士气高昂,他们用打穿房屋墙壁的办法接近敌军火力点,然后实行连续爆破。随着进展道路的逐一打开,官兵们逼近了守军的核心防御阵地。

最后的时刻终于到来了,28日下午4点,韩先楚集中4纵所有的火炮,将其推至敌军核心阵地仅400米处,是名副其实的“用大炮拼刺刀”,各团也选择好了各自的攻击出发地。

在震耳欲聋的炮火声中,184师所盘踞的阵地碎石横飞。被巨大伤亡激怒的官兵们发动冲锋,残存的敌人退守到一座楼房内抵抗。28团士兵连续爆破,终于将楼房炸出了一个缺口,官兵们杀入大楼,与负隅顽抗的敌人展开了近距离的肉搏。

在仓皇之中,守军2000多人从核心阵地中逃出,结果被在城外等候的3纵79团逮个正着,最终将其全部歼灭。

在这场血战之中,184师打到了最后一刻,让我军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伤亡,其中牺牲者就达1400多人,排以上干部就有151人,这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攻坚战。为了拿下一个据点,我军可以连续进攻八次。部队伤亡太大,剩余的人马上编成新的分队进攻。在我军的奋力拼杀之中,顽固的184师第二次覆灭,消灭并俘获师长以下600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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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战之后,184师又重建了三次,但每一次都被我军歼灭。在辽沈战役中,第三次重建的184师被全歼于锦州;在平津战役中,第4次重建的184师被全歼于天津。对于这个顽固的老对手,四野老兵都无奈地说:

“这个184师有几条命啊,死死活活多少次了,怎么总也打不死啊!”

1949年12月,云南省主席卢汉第五次重建184师。而这一次,184师再没有被歼灭,而是跟随卢汉一起起义了。

至于那个叛逃的师长杨朝伦,在天津战役中,他一度再次为我军所俘虏。但出于怀柔滇籍军官的目的,我军并没有过多的为难他。其后,杨朝伦又逃回云南,试图再次作乱,但没能成功。

云南和平解放后,一向将“反共”走到底的杨朝伦再次叛变,拉起一支队伍退入深山当土匪。但这一次,他没有那么幸运。在“镇反”之中,杨朝伦被我军俘获。在老师长潘朔端(此时被任命为昆明市长)的主持下,杨朝伦经过公审,被执行枪决。

作为一支顽强的抗日部队,184师四次葬身于国内战场,实在是不值得,是令人惋惜。其在1946年的弃明投暗,更是让人怒其不争。相比之下,184师的母部队——60军的结果就要好得多。他们在军长曾泽生的领导下发动起义,被改编为50军。随后在朝鲜战场,50军大放异彩,多次击破美军,创造了许多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