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潮汕地区的饶平县城黄冈镇有四大姓,分别居住县城各地,宗族力量通过对地方的影响体现。黄冈四大宗族格局形成于明代,经历漫长变化。明清时期,黄冈宗族力量经历强化过程,1907年的黄冈起义是地方宗族力量发挥作用的突出例子,1949年后黄冈地方宗族受到新政权高度压制,至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黄冈宗族力量崛起,对地方社会影响深远。文章通过相关文献、原始碑记和采访口述,初步厘清黄冈镇宗族的力量分布及变化,并评价当代地方宗族力量重兴的作用。


关键词:宗族势力;地方社会;潮汕地区;饶平黄冈



最近几十年,受历史人类学影响,潮汕地区的宗族问题受到广泛关注,有的研究者还取得不俗成果,如针对丰顺留隍、潮安凤凰的个案研究。学者对宗族的重要性达成共识,因为宗族是乡村治理重要力量,为乡村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发挥重要作用。[1]饶平黄冈为潮汕宗族社会的典型例子。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在该镇生活几十年,对于地方情况较为熟悉,这是选择该镇进行研究的主要原因。


宗族,黄冈,黄冈镇,第1张

黄冈河两岸


一、黄冈镇的宗族势力及地理分布


潮州市饶平县地处闽粤之交,涉临海洋。明代中期置饶平县,原来的县城是在北部三饶镇,1949年后,由于交通变化,县城迁移至南部的黄冈镇。镇内姓氏复杂,但以余、张、郑、许四大姓为多,现就四大姓说明之。


地方余氏,主要居于城北上林居委会,在国道324线北面,近黄冈河,城内余氏也不少:


据黄冈城内敦本堂(余氏大宗祠)中的《余氏敦本堂重修祠记》:“饶平余氏凤岗派衍始社节翁公乃宋忠襄公八世裔孙,先世创居弦歌都严寨里,僻处山林,于元大德九年(1307),公携眷迁居宣化都黄冈堡。四世祖乐山公秉承宋制,于明洪熙元年(1425),始建大宗(敦本堂)于大金山麓(现址)。”[2]敦本堂里面有众多资料,《余氏迁居示意图》指明饶平余氏最初溯自山西太原,经中原、江南、四川、福建而迁至潮汕平原。《饶平余氏分布图》标明余氏在本县的分布情况。从分布情况看,余氏在城北上林居委会(地方称“上林乡”)最为密集。


宗族,黄冈,黄冈镇,第2张

余氏敦本堂


地方张氏,主要居于城东的霞绕居委会(包括霞中、霞西和霞东),位处黄冈河出海口北侧:


霞绕张氏宗亲负责人之一的张由合介绍,现存张氏宗祠不少,而奉先堂(又称张氏大宗祠)是最大、最有价值的一座。奉先堂是霞绕张氏开基地,当祖宗创乡之时,祠址还是海滨滩涂。张姓开基祖于此地养鸭创业,200余年后,人丁蕃盛,乃议建大宗祠。奉先堂于明万历十五年(1587)兴工,族人兼举人南阳公誓将祠宇建成当地名祠,奉先堂于1599年完工。[3]


地方郑氏,分布于城外的大澳乡(接近海面,南部就是汫洲镇)和城内的楚巷居委会一带:


大澳追远堂中有《松坡公墓碑志》,落款是“大明正德十五年庚辰三月节日谨记”。墓碑志也写着“公之先世自宋,由莆来潮,创业饶邑,卜居宣化都汉山。”此碑志所述之松坡公,“生于大元元贞二年丙申正月朔三日,终于至正三年八月廿八日”。[4]据此墓碑志推测,大澳乡之先祖,虽然溯源于宋代,但真正进入融入潮汕本地,是在元朝年间。


大澳追远堂中另有《四世祖平湾公世系表》,此系表对于了解潮汕地区郑氏传播有较大参考价值。由该世系表记述,四世祖平湾公娶游氏。五世祖汉德公由游氏祖妈带回娘家,经查实定居开创陆丰后坎。十世祖仰松公的后代十八世祖子孙分居福建东山宫前。至于本地郑氏情况,据世系所示,十五世玉枝公开创东寮、大澳,十五世子悟公开创柘林、碧州、楚巷。[5]


黄冈地方许氏聚集于山霞,正和张氏地盘所处的霞东相接。现在黄冈还有“许厝”,意为许氏地盘,介于楚巷和霞绕二个居委会之间。从人口看,许氏是黄冈的第四大姓,但从前黄冈有“强张恶许”之说,张、许虽然相邻,最近几十年没有出现大规模械斗,力量可谓旗鼓相当,基本不存在谁欺凌谁问题。


上述黄冈镇四大姓人口超过10万,而黄冈镇人口约20万。如按人口数论,依次为张、余、郑、许四姓。四大姓主要分布城郊,充分说明一个事实,地方宗族力量在农村较城市往往更为强大,四大姓所居的城郊,具备城乡结合部特点,如上林、霞绕虽称居委会,县城人一直视为农村,还习惯称“上林乡”、“霞绕乡”,名称由“乡”改为“居委会”,这是城市化渗透农村的反映。以黄冈镇余氏为例,城内的余氏和城外余氏在宗族心理上是大不同的,宗族凝聚力也大不一样。黄冈余氏的宗族意识主要通过城外得到体现。再以黄冈郑氏为例,大澳乡(城外)的郑氏宗族远较楚巷(城内)为强,20纪世90年代初,曾有一位楚巷郑姓人在深晚被来自饶北三饶的七八个外乡人打死,当年此事在地方轰动一时,被打死者固然原先理亏,而打死人者判处无罪释放,当时也没有听说城内郑氏宗族出面向政府交涉此事。而大澳郑氏比较团结,发生矛盾时,邻近乡里往往对大澳郑氏让步。


宗族,黄冈,黄冈镇,第3张



二、明清时期黄冈宗族力量的强化


众多研究者有共识,宗族发展“达至鼎盛是在明中叶宗族庶民化以后”,在地域上,江南、华南地区比较发达。[6]又,“明清以来,族权被官方正式承认,成为辅助国家政治、维护封建统治、推行各种制度的有效的组织机构。”[7]


潮汕宗族构建追溯至明代前期,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间的复界行动,最终使宗族成为乡村社会的最引人瞩目的控制方式。[8]黄冈接近海洋,正在当时迁界、复界的范围之内。可以推断,明清时代,黄冈的宗族力量是不断强化。宗族力量的强大或否,会通过祠堂看出,而黄冈地方几座大姓祠堂的情况经常变化。


以余氏敦本堂为例,《余氏敦本堂重修祠记》载:“(接上面引文)尔后,历经明崇祯丁丑年(1637),祠被倭寇焚烬,重建。至清代,因风雨剥蚀,檐楹欹倾,再修葺。然因典祠者不慎,遭火焚,栋宇皆崩。乾隆癸未年(1763),再次重修,历今二百多年,更因历史原因,祠移他用,文物荡然无存,年久失修……。”


再以奉先堂来说,康熙三年(1664),“鲸鲵兴波,祠宇沦为丘墟,族人星散。”可以想像,当时祠宇是受到海潮袭击。至康熙二十八年(1689),族人重新向举人张纲谋,择吉日于当年农历十一月丑时兴工,按原制修治,只增高二尺余。逾六年,新祠落成,美仑美奂。历史上大宗祠有二建四修;四修分别是雍正十二年(1734)、民国十八年(1929)、1991年、2007年。[9]


又以大澳郑氏宗祠为例,相关文献提示郑氏宗祠变迁。据重建宗祠的《序言》所载:祖祠追远堂兴建于清朝乾隆年间,至今200余年。世事沧桑,几经修葺。迨至公元1944年(甲申年),遭“八·八”强台风毁击,损坏多处,破漏不堪。时值抗日战争末期,天灾、兵祸之后,派下子孙,生计艰难,裔孙介特发起并主持,静仁、祝三、炯庵等裔孙协助,排除万难,苦心筹划,于翌年(乙酉年)修复。此后,祖祠他用,历30年之后,堂宇失序,祭祀停歇,派下子孙深感愧对祖先,为报祖先之德,发起兴修。


祠堂被破坏说明天灾人祸对宗族的冲击、威胁,重修祠堂则是宗族凝聚力的体现。潮汕地方在明清时期出现大量的防御性建筑,这些建筑往往聚族而居,是宗族团结的表现。黄冈楚巷附近的德磬堡,始建于清代乾隆年间,呈四方形,土木结构,两层楼,围寨里共有28间正房,寨内埕中间是一座厅堂,为公共活动场所。当地居民认为:先民因地制宜建造这些围寨,省工省料,宗族亲戚往往数十人、上面人住在一起,大家互相照料,其乐融融,还可防盗贼、防兽害、防风寒等。[10]德磬堡正是清代中期黄冈地方宗族力量强化的象征。


宗族,黄冈,黄冈镇,第4张


研究者视明清时期的潮汕社会情况为:“皇权、绅权、族权构成了乡村权力体系的核心主体,而这三者之间又相互产生关系,从而构成权力网络,而网络的核心则是皇权。皇权一方面通过乡约、保甲等非正式权力主体直接管理着乡村社会,另一方面通过绅权和族权的具体外化间接作用于乡村社会。”[11]黄冈应属这种情况,在黄冈的各大宗族,发现对科举文化、宗族文化十分推崇,地方士绅往往兼宗族骨干。


又以传教为例,以下一则材料很好说明地方宗族对于天主教传教的影响:


饶平黄冈,居民约十万,余张郑林许号称巨族,其余小姓,杂乎其间,处于闽粤边界,环山滨海,可称鱼米之地也。溯自开教迄今,三十余年,由署理潮州兼澄海教务之布撒克司铎,先到霞绕传教,创立公所,二年之间,极形热力;复经谭立山司铎,建立小圣堂于霞绕张姓之地。其时浮山新村等处,信教者颇称热心,北至饶平县葵坑溪墘楼,南至柘林及南澳等处,新信教者甚多。于是陆续建立公所圣堂十余处,六年之久,无不毅力传教。先由张庇赞助教务,颇称进步;继由余达三帮理,益觉兴盛。司铎不辞劳苦,拔涉山川,照顾教友,非常欣勤,或与官绅往来;故大小事件,无不善为调理。其时余宗海、詹河源亦同效力,是以教务繁盛一时。嗣因传教士缺乏,故未能进展,计全县领洗者,不过六百人耳。在黄冈圣堂,因大族杂居,人民以姓氏界,时起械斗,教友不便集合于张姓界内之圣堂;谭公乃买附近余姓地,界乎杂姓间之大屋,为将来另建第二圣堂之用。[12]


从上文看出,早在清末,天主教就传入黄冈,当时的传教据点是在黄冈霞绕,也是当地张姓大本营。由于得到当地张姓、余姓等大姓支持,天主教传教事业发展较快。但地方宗族斗争也影响了天主教,因为教友不便集合到张姓界内的教堂活动,于是有购买附近地盘筹建第二教堂的做法。


三、宗族势力对丁未黄冈起义的影响


1907年的丁未黄冈起义,又称“丁未黄冈之役”,是对潮汕地方有较大影响的一次武装起义,也是同盟会成立后由孙中山亲自领导的第一次武装起义。关于此次起义的经过,多种专著、论文已经论及。现简述其情况:


1907年孙中山拟在广东潮、惠起义,派同盟会员许雪秋赴潮运动。2月19日许拟聚浮山、黄冈等处会党合攻潮州。但届时各路均未来会,计划夭折。许到香港请示,等候部署。5月21日清军在黄冈捕去党人2名,次日许的部下余丑、陈涌波等聚众700余人,血战一夜,攻克黄冈,生擒都司隆启等,缴获枪械数十杆。23日成立军政府,以陈、余为正副司令,发布文告,免除政府苛税,大得人心,起义军迅速增至五、六千人。25日起义军猛攻清军驻守的汫洲,清军据垒顽抗,双方相持不下。后清军援兵赶到,起义军腹背受敌,遂告失败。[13]


黄冈起义成员有华侨、会党、革命党人,地方宗族力量也起到不少作用,尤其是饶平县黄冈镇的张、余二姓,有多位族人参加。但迄今为止,极少有学者从宗族力量方面研究起义情况。笔者曾和镇内70多岁的余作强交谈,他是《风采饶平名贤余氏家庙族谱》的主编,他坚持黄冈起义中,余既成、余丑、余通等才是真正领导者,理由是余既成等是属于地方余氏大姓的,而陈氏在黄冈地方是小姓,故陈涌波不可能担任起义首要领导者,至于许雪秋,则是潮安人,也没有这个能力。[14]余作强的看法可供参考。


敦本堂内《饶平余氏近代英名录》记载了因参加革命而死难的众多余氏子孙,其中,在黄冈起义死难烈士中,就有余杏坤、余棣宰等122人[15],足证地方余氏对于黄冈起义的巨大作用。在黄冈起义中,死难烈士较多的还有黄冈镇霞绕乡的张氏。如按黄冈起义的死难人数比例(估计超过三分之一),余氏、张氏宗族势力对于起义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以往的研究一般认为黄冈起义是由华侨、会党发动、参加,如果根据起义死难者名单,起义的参加者主要是黄冈地方的强族。关于黄冈起义的死难者名单的碑记,放在黄冈镇中山公园的丁未黄冈起义纪念馆中。


宗族,黄冈,黄冈镇,第5张


民国时期,黄冈地方的革命运动也看到宗族的影子。1926年初,国民党右派、潮梅警备司令何揖伍派林先立任潮梅沿海保安总队队长,清剿沿海海盗。4月初,林先立率部扎营于黄冈石埕祠(今县文化馆地址),该部官兵上街,横行霸道,欺压民众,加派苛捐杂税,市井怨声载道,还着令拆除黄冈各社更棚(民间维持治安组织),扬言要收缴工人纠察队和更棚枪支,林部的作为激起黄冈民众公愤。4月中旬一天,黄冈工人群众几百人在洪友雪、黄平章的带领下,包围林先立部营盘,开枪打死该部一人,俘虏40多人,并缴起枪支一批。林先立逃到汕头,向潮梅警备司令部告状,潮梅警备司令部派兵赶来黄冈,扣押黄冈余、张、许、郑四姓绅士及工会、商会负责人洪友雪、黄平章、余筹九、张子达、张谐生、许仲舆、郑约之、余清华等,解往汕头。黄冈各界人士立即组成一支请愿队伍,分乘七只木船往汕头请愿。在省农会潮梅海陆丰办事处领导人彭湃的交涉下和请愿群众的呼声下,潮梅警备司令部不得已以处理黄冈赔款2万块光洋结案,把洪友雪等全部释放。[16]


1941年7月4日,日军侵略军的厚地联地,配合潮汕沦陷区的伪军,分数路攻陷饶平的黄冈。日伪军进黄冈后,一连七天,奸淫烧杀抢掠,从黄冈把大批物资洗劫而归。这次黄冈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当地人民从血的教训认识到:黄冈毗邻日寇占领区,形势非常险恶。在这个情况下要抗击日本侵略者,单靠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军队是不可能的。于是,决心组织起来,保卫家乡,成立了黄冈民众抗日自卫常备队,并以各宗氏为主体,集合一批青壮年和长短枪支,以及鸟枪、矛戟等器械,一方有敌,立即报警,各方响应,群起出击,同仇敌忾,互相支援。自此,敌人虽曾数度来犯,但锐气大减,只龟守于樟东、海山一带,再也不敢轻举妄动,因而黄冈得以保存下来,免遭沦入敌手之苦。[17]


陈礼颂指出:“一九四九年前我国所有的村落社区,毕竟并非统统保存着宗族制的。只要把当时的中国村落社区分为华北、华南,两相比较一下,就可以发现两个社区间显然的差别。……华南的宗族思想远比华北的浓厚。”[18]陈礼颂调查澄海县斗门乡,正是他所说的一个典型例子。饶平县黄冈镇的各个姓氏聚集区,何尝不是如此。


依据一般看法,1927年后,南京国民政府加强了对地方基层的控制,尽管地方宗族仍然发挥很大作用。“民国时期宗族和保甲等组织在延续的同时也发生着变化,宗族的类型更加多元,教化功能在消退,社会功能有所加强;在村落权力结构中,宗族和村政合一的局面,在一些村落继续保留,而在另外一些村落则开始发生变化。”[19]民国时期的黄冈镇,宗族力量仍然重要,族长有很大权威。笔者曾采访黄冈镇锦里园70多岁的老者陈祯智,对方提及,民国时期的锦里园陈氏族长八面威风,出门常带一根类似铁杖的、带刺钩的东西,打起人来鲜血淋漓,并且不需他人同意就可执行刑罚。陈祯智的回忆中,民国时期的族长威望既高,也是地方宗族事务的决策者。[20]学者瞿同祖指出从前族长执行刑罚的合理性,“对于违犯族规及不服仲裁的族人,族人是有惩罚权的。许多宗族中都有法律,有时是成文的。”[21]又,“族长的生杀权固不是法律所承认的……但我们应注意其传统的威权,族人肯服从他的命令,加以执行,便表示承认他的生杀权,并不曾有所怀疑。这类事在穷乡僻壤不知曾发生过多少次,若有记录,其数量定可惊人。”[22]黄冈地方族长执行刑罚的情况符合瞿同祖的观点。


四、1949年后地方宗族势力被压制


瞿同祖对于中国宗族的重要性有深刻理解,也看到族长对于维系社会稳定的重要。他提出家族实是儒家治国理念下的基础单位:


从家法与国法,家族秩序与社会秩序的连系中,我们可以说家族实为政治、法律的单位,政治、法律组织只是这些单位的组合而已。这是家族本位政治法律的理论的基础,也是齐家治国一套理论的基础,每一家族能维持其单位内之秩序而对国家负责,整个社会的秩序自可维持。[23]


如果说,迟至民国时期,宗族势力对潮汕地方影响很大,发挥相应权力的话,1949年后,中国社会出现惊天大逆转,毛泽东认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是束缚中国人民的四条极大强索。[24]按他的看法,所谓族权,是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文革”期间出版的一本书(农村政治夜校辅导读物)恶狠狠宣称:


地主阶级就这样把孔孟之道改造成为“三纲五常”,树立起反动的封建族权,利用它来巩固和加强封建统治。长期以来,由于地主阶级的提倡和宣扬,“三纲五常”的封建说教和封建“四权”观念,渗透到每一个角落,严重毒害人民群众。[25]


这本书归纳“地主阶级利用族权为非作歹”的四个方面:(一)续家谱,夸门第,把持族权,维护封建统治;(二)修祠堂,设族田,为非作歹,残害贫下中农;(三)挑动宗族械斗,破坏贫下中农团结,屠杀贫下中农;(四)办团练,设保甲,立乡约,镇压农民革命。[26]


1949年后的潮汕乡村地区,在乡村权力结构上,和全国其他地区相比,更多地表现出一致性和趋同性,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而已。这一时期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宗族组织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摧毁。[27]在土地改革过程中,将一些族长等划入地主、富农、恶霸类加以镇压,将族谱予以禁毁。“文革”期间,所有与宗族相关物品加以毁灭,企图彻底摧毁宗族观念。[28]


一切家谱、祠堂、族田、乡约等,均是阶级斗争需要破坏的。中共对于宗族力量的打击是严厉的,在一定程度上分化宗族成员,不利于宗族的团结。笔者在黄冈锦里园调查,自“土改”至“文革”时期,黄冈地方宗族也出现所谓阶级斗争,宗族人员被划分不同“成份”,在阶级斗争的形势下,宗族内部出现严重分化,破坏宗族团结。


对宗族力量的打击体现在没收宗祠公产,往往充任校舍之用。如奉先堂和其他三祠并列,四祠在1949年后长时间被作为学校使用。[29]笔者回忆,20世纪80年代,潮汕地方仍多有利用宗祠作为校舍的,如当年的黄冈楚巷有一座郑氏宗祠,就是作为学校场地之用。


1949年后对宗族的摧毁,在潮汕各地所表现出来的程度有所不同,经过“文革”等运动的打击,宗族虽已衰微但没有断绝,这无疑是20世纪80年代后宗族复兴的重要前提条件。[30]


宗族,黄冈,黄冈镇,第6张

黄冈夜色


五、改革开放后黄冈宗族势力的回潮


改革开放后,地方宗族力量重新兴起。温饱解决、财富增加、对外开放与华侨返乡加速宗族复兴。宗族经过约30年被打击、压制而销声匿迹后,又重新活动,主要表现在祭祖联宗、编撰族谱、修建祠堂、组织乡俗活协、控制社区秩序等等。[31]黄冈四大姓均进行这样的做法。


《重修许氏大宗祠碑记》载,许氏大宗祠最初建成于明代中期的成化年间,由五世祖雍睦公完成。碑文另记载,后来宗祠破坏严重。重修许氏大宗祠是在近年的事情。如碑文所载的:“遂择吉日于农历丁亥年(2007)桂月朔日兴工”,“斯举历时近三载方大功告成”。重修许氏大宗祠得到海内外许氏裔孙的大力鼎助,而主要负责机构为饶平县许氏宗亲理事会。碑文落款是“时己丑年(2009)阳月望日裔孙继发敬撰”。[32]


约在1990年前后,黄冈不少地方出现游神活动,潮汕人俗称为“营老爷”,地方人将神灵称为“老爷”。如上林地方余氏,最近几年会在元宵节期间举和一次规模宏大的游神,观者如潮,人山人海,国道为之阻塞,通过这样的形式,活跃民俗,也加强宗族凝聚力。再以霞饶张氏为例,恢复了“牛年建醮”活动,这是一种古礼,内容有游神、悬灯、放生、斋戒等,发源于清代乾隆年间,按规定是每逢农历牛年(即丑年)进行建醮活动。


毛泽东提及旧社会四大权力中有“神权”,“营老爷”可能意味着“神权”的死灰复燃,但黄冈的“营老爷”毕竟是依附于宗族势力的。改革开放后的地方宗族力量,对于地方社会的作用也比较复杂,有好有坏。


先说好的一面,早在民国时期陈礼颂就指出,“……好些问题却是由宗族关系的互相扶持而得到解决的。这几方面表现都是宗族问题的社会意义。至于家族也是如此,家族生活安定,父母、妻子、兄弟间的感情便增进,社会秩序自易归于平稳,这便是宗族、家族思想片面的重要性。”[33]20世纪初也有利用宗族实行地方自治的主张,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也把宗族作为民权的基础。[34]


然而,宗族力量有危害性。中国村落社区给家族思想支配着,在这种社区里的人们所能见到的只是家庭的亲属员,只求亲属员的安好。[35]“广东、福建以及两湖等处所以格外多械斗的事,便是这种视同族为我群的小规模团结坚固的结果。”[36]


20世纪80年代,笔者读小学时,班中有一位蛮横的同学,他和别人发生矛盾经常会说,“我会请来霞绕地方的人来帮手”,所谓霞绕就是地方张氏的聚居之所,即是强乡,这位同学固然蛮横,他的父母也一样蛮横,经常和他人过不去,就是仗着有强势宗族力量支持。几年前,笔者还认识黄冈镇一位余姓男子,早年其父亲是过继他姓人士为养子,后来这位男子竟又到县公安局恢复原姓,如此折腾,也是想突出其原来的城外余氏宗族身份,以更好在外面“混”。尽管笔者在黄冈城中,有时听到大姓欺凌小姓的情况,却极少听说县城出现大姓之间的大规模恶斗,这和中国人欺软怕硬的国民劣根性有关。大姓之间一方面地盘错开,另一方面各大姓势力均衡,反而难以形成大规模械斗。


改革开放后,黄冈地方宗族力量有的和流氓、黑社会势力勾结,对于地方治安构成一定威胁,地方公安部门在处理案件时,有时不得不依赖宗族头人的支持,使得案件处理顺利一些。宗族势力的负面影响,较为典型的是郑氏所处大澳村的假烟事件。20世纪90年代,上级部门到大澳村查处假烟,当时有近十辆警车,包括汽车和摩托被毁坏,经济损失近千万元。大澳村制造假烟是和地方宗族力量有关的,这是当时受到高度关注的群体事件。最近二三十年,六合彩在民间兴起,因为涉及赌资问题,有的还不起赌资,也会请来地方宗族人员说情,而宗族充任民间调解者角色。至于借助黑恶势力依托宗族势力进行敲诈、勒索、放高利贷,也会听说到。



总之,潮汕宗族力量经历了复杂的变化,迄今影响不绝,虽然饶平县黄冈镇是县城,但是宗族力量仍对地方产生很大影响。宗族势力对地方社会的作用要两面看待,一方面,宗族势力往往和黑恶势力联系;另一方面,品德好、威信高的宗族头面人物充任村委会、居委会领导又有利于地方安定。如何正视地方宗族力量,引诱其发挥正面作用,消灭其负面影响,也是当前各级政府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


——本文载于《潮商·潮学》2019年第8期,作者陈雪峰,中大史学硕士,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广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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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周大鸣等著:《绪论 当代华南的宗族与社会发展》,《当代华南的宗族与社会》,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页

[2]《余氏敦本堂重修祠记》,见饶平县黄冈镇城内敦本堂

[3]访谈时间:2010年;访谈地点:饶平县黄冈镇霞绕居委会奉先堂;访谈对象:张由合(霞绕乡张氏理事会负责人之一)

[4]《松坡公墓碑志》,见饶平县黄冈镇大澳村郑氏追远堂

[5]《四世祖平湾公世系表》,见饶平县黄冈镇大澳村郑氏追远堂

[6]周大鸣等著:《绪论 当代华南的宗族与社会发展》,《当代华南的宗族与社会》,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页

[7]李吉、王岳红编著:《中国姓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23页

[8]张勤著:《当代中国基层调解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0—51页

[9]访谈时间:2010年;访谈地点:饶平县黄冈镇霞绕居委会奉先堂;访谈对象:张由合(霞绕乡张氏理事会负责人之一)

[10]李沪著:《记者的看家本领》,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76页

[11]张勤著:《当代中国基层调解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2页

[12]李盛烈:《饶平黄冈天主教传教事略》,《圣教杂志》,1931年第12期,第743—745页

[13]杨立强、刘其奎主编:《简明中华民国史辞典》,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50页

[14]访谈时间:2013年;访谈地点:饶平县黄冈镇联光居委会;访谈对象:余作强(饶平黄冈余氏宗族理事会负责人之一)

[15]《饶平余氏近代英名录》,见饶平县黄冈镇城内敦本堂

[16]庄镜湖:《“五四”运动对黄冈的影响》,广东省饶平县政协文史组编:《饶平文史》第四辑,[出版地点不详],1987年,第8页

[17]余炳中:《饶平民众抗击日伪军》,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编:《新韩江闻见录》(续篇),[出版地点不详],1999年,第130页

[18]陈礼颂著:《1949前潮州宗族村落社区的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4页

[19]张勤著:《当代中国基层调解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6—67页

[20]访谈时间:2017年,访谈地点:饶平县黄冈镇锦里园;访谈对象:陈祯智(饶平二中退休教师)

[21]《瞿同祖与中国法律和社会》,载李培林、渠敬东、杨雅彬主编:《中国社会学经典导读》(下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906页

[22]《瞿同祖与中国法律和社会》,载李培林、渠敬东、杨雅彬主编:《中国社会学经典导读》(下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908页

[23]《瞿同祖与中国法律和社会》,载李培林、渠敬东、杨雅彬主编:《中国社会学经典导读》(下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909页

[24]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陆学艺、王处辉主编:《中国社会思想史资料选辑民国卷 下》,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第171页

[25]邵庆文编:《破除宗族观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6页

[26]邵庆文编:《破除宗族观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6—20页

[27]张勤著:《当代中国基层调解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2页

[28]张勤著:《当代中国基层调解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5页

[29]访谈时间:2010年;访谈地点:饶平县黄冈镇霞绕居委会奉先堂;访谈对象:张由合(霞绕乡张氏理事会负责人之一)

[30]张勤著:《当代中国基层调解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6页

[31]周大鸣等著:《绪论 当代华南的宗族与社会发展》,《当代华南的宗族与社会》,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8页

[32]《重修许氏大宗祠碑记》,见饶平县黄冈镇霞绕乡许氏大宗祠

[33]陈礼颂著:《1949前潮州宗族村落社区的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4页

[34]周大鸣等著:《绪论 当代华南的宗族与社会发展》,《当代华南的宗族与社会》,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页

[35]陈礼颂著:《1949前潮州宗族村落社区的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2页

[36]陈礼颂著:《1949前潮州宗族村落社区的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