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时期,茅盾的文章《创造》中便描述了这么一个画面:

“女主人还没醒,两颊绯红,像要喷出血来。身上的夹被,早已撩在一边,这位少妇现在是侧着身子;只穿了一件羊毛织的长及膝弯的贴身背心,所以臂和腿都裸浴在晨气中了,珠络纱筛碎了的太阳光落在她的白腿上就像是些跳动的水珠。”

这就是民国时期的状况,女性们哪怕睡觉时,也在刻意减少对身体的裸露。面对这样的风气,民国倡导起了“天乳运动”,即放开对胸部的束缚,摒弃。为此,当时甚至下了一条严令:若束胸上街,罚款50大洋。

要知道,哪怕在礼教对女性已经相当束缚的明清时期,束胸都没有大规模地流行起来。

那么,这种束胸的风气为何会形成?严厉的规定又是从何而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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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簪花仕女图》表明在古代,女性的胸部也没有受到非常严重的束缚


一.逆时代潮流而行的“束胸”

封建时代,由于“男尊女卑”的观念盛行,因此女性身上被套了各种各样的枷锁,精神上要服从于男性,肉体上则要符合男性的审美。

在这样的背景下,“缠足”这种摧残人性的陋习出现了。

而进入民国时期,女性的解放便成为当时的重要主题之一。

当时走在时代前面的,是女性的身体解放。

1911年,清政府因辛亥革命而灭亡,新政府当即出台了两项敦风化俗的政策:

一者是剪掉辫子,革除旧的风气;二者便是“放足”(女性不再裹脚),还女性身体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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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成功后,新政府立刻出台了解放女性身体的新政策——放足,还女性身体以自由

为了达到解放女性的目的,当时的国民政府甚至用了“严禁”的字眼,明确规定“不得娶足不放松之女”为妻。

如火如荼开展的放足运动在当时卓有成效,大量女性在国民政府的规定和倡导下,解放了自己的双脚,裹脚的陋习开始逐渐被革除。

女性的脚是放下了,但与此同时,女性对自己的胸却束缚更紧了,这是为什么呢?

这一点,首先可以从传统文化中找到根由。

在传统的阴阳五行思想中,男性被看为阳,女性则被看为阴。阳就要有阳刚之气,阴便要有阴柔之美,因此在传统的审美中,女性往往被男性寄予了小巧、阴柔甚至孱弱的审美期待。

《红楼梦》第三回中便如此描写过林黛玉:“两弯似蹙非蹙拢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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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中对林黛玉的描写,展现了古代男性“病态美”的审美倾向

这种“病态美”在传统中,获得了大多数男性的青睐。

在他们看来,女性若大乳阔臀,就是“乡野女子”,上不得台面,只有小脚(这也是为什么古代女性会“缠足”)、平乳的女性,才符合这种阴弱的审美。

更何况在“夫为妻纲”的礼教观念下,女性不能张扬自己的天性,将胸部缠起来,防止胸部高耸,才能消除其肉体的诱惑,给人以纯洁、守贞之感,符合礼教对于所谓“淑女”的要求。

那么为什么到了民国时期,这种违背时代潮流的风气反而更加流行了呢?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时中国在盲目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把英国的束胸也给学过来了,也就是所谓的“小马甲”或“小坎肩”。

这样的衣服将女性的胸部勒得紧紧的,令女性极不舒服,但却能将女性的胸部显得较为平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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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盲目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把英国的束胸也给学过来了,也就是所谓的“小马甲”或“小坎肩”

另一方面,当时虽然社会上提倡男女平等,可是大家对男女平等的理解却不够成熟。不少女性都以为所谓平等是减少男女之间的差异,因此便从外表特征上抓起,尽可能减少男女之间的差异。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束胸反而先在女大学生或上流阶层中流行起来,农村妇女中倒是受此影响较小。

此外,当时的新政府当中,还是弥漫着一股旧的思想,不少官员依旧觉得女性袒胸露乳,“成何体统”。

比如1918年的时候,上海市就有一位叫江确生的议员致函江苏省公署,明确表示女性的穿着过于暴露,又露胳膊又露腿,胸部也没有好生遮挡,简直是“冶容诲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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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新政府中弥漫着旧的思想,因此当时不少官员依旧觉得女性袒胸露乳,“成何体统”

而在1920年,上海就发布布告:“故意奇装异服以致袒臂、露胫者,准其立即逮案,照章惩办。”

也就是说,女性只要“胆敢”穿露胳膊的、露腿的、低胸的装束,立马就会有牢狱之灾。

这种情况下,谁还敢穿低胸装呢?

在这样的背景下,女性们便噤若寒蝉,纷纷用起了束胸。甚至连睡觉的时候,她们也要穿着长过膝盖的长背心,尽可能不让身体裸露。

而在出门的时候,女性们一定会在旗袍或大褂里穿有马甲或胸袄。

在民众观念将醒未醒之时,对女性穿着的苛责和标签化攻击依旧存在,如“天足犯”、“短发犯”,而没有束胸的女人,则会被称为“天乳犯”。

二.如火如荼的“天乳运动”

很显然,此前的放足运动并未真正使女性的身体解放,在民众的观念依然守旧的情况下,女性的身体束缚反而被加剧。

这种束缚,首先体现在生理结构的伤害上。束胸所造成的健康隐患有驼背、肺病、血液流通不畅等。

而相比裹脚,束胸对人体的伤害其实还要大得多。我们都知道,裹脚是在女性四到五岁的时候,用裹脚布强行将女孩的脚裹上,直到其脚骨断折,以防止女孩的脚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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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是在女性四到五岁的时候,用裹脚布强行将女孩的脚裹上,直到其脚骨断折,以防止女孩的脚长大

可是这种伤害,起码停留在脚上,可是束胸却直接伤害到了人体的核心部位——胸部和肺部,严重影响到女性心肺功能的发育,大大增大女性患肺病的概率。

同时,由于束胸还会影响到乳汁的分泌,因此也会伤害到婴儿的健康。

总而言之,束胸对女性健康的伤害是不可忽视的。

在此情况下,上海的《民国日报》于1920年发声了。该报明确指出,束胸对女性身体百害而无一利,甚至上升到了民族存亡的高度,强调若不解放女性的乳房,不用等帝国主义列强过来侵略,我们自己已经亡国灭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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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民国日报》这样的主流媒体外,张竞生、胡适等文人也站出来呼吁解放女性的胸部,给女性胸部以自由。

如1921年时,胡适便在安庆青年会议上特别围绕这个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女性束胸,仅仅考虑的是自己的“美观”,却没有考虑到自己和未来的孩子,甚至义正辞严地指出:如果每个女性都这么做,那谁还能做母亲呢?

而民国性学专家张竞生在上海创立了《新文化》杂志,作为其鼓吹性开放的阵地。他认为性欲是自然的,人类的进步便少不了性欲的功劳,而束胸以后便引不起男性的欲望了,这就是封建文化的荼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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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和张竞生等文人都极力呼吁解放女性的胸部,给女性以身体的自由

这位性学家的言论中虽然有不合时宜以及较为偏激的成分在,但是其“女子本就有大胸部,原本就是自然,何必害羞呢”的言论,的确引起了人们的共鸣和反思。

1927年三八妇女节这天,武汉炸锅了。

原来女权领导者和20多万游众,在武汉掀起了一场沸沸扬扬的女权运动。

参加这场运动的女性们斗志昂扬,冲进了“三八”国际妇女节活动的会场中,为女性权利的解放高声呐喊。

不仅如此,其中还有一群女性干脆赤身裸体,以表示对束胸的反对。

这种惊世骇俗的举动显然震撼了政府和民众,引来了广泛的反思和讨论。

二十天后,这场运动依然还在持续,武汉的妇女们关于束胸做了一次演讲。

在演讲中,她们不仅强烈反对束胸,而且还拿男性过来作比较:“男性都没有束胸,女性为什么又要束胸呢?”

当然,拿男性作比本身是有些没道理的,可是在女性们声势浩大的演讲中,“天乳运动”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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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天乳运动宣传画


这种背景下,1927 年7月7日,一个重要的提案——《禁止妇女束胸的提案》被提出。

该提案对束胸的危害做了完整的总结,并要求以布告的形式,在三个月的时间内,广州自上而下严行放胸,全省女子一律禁止束胸。

三.“天乳运动”的卓越成效

这一严禁束胸的提案当时不仅获得了通过,而且立刻在全国范围内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全国形成了一股不可阻挡的浪潮。

提案中有一条相当引人注目:

三月后若还在束胸的,罚款五十大洋。

五十大洋是什么概念?

我们以当时各阶层的工资为例。那时一个普通工人,月薪大概是20块大洋;而教师技术工呢?则是50大洋。

而像是医生、律师等薪资很高的职业,月薪则在100块大洋以上。单瞧数字的话,是不是有点低?不会是当时的人压榨员工吧?

当然不是,是因为大洋的购买力很高。

一块大洋具体等于多少钱,随着时代的发展有一定的波动,我们就不来估算具体的数字了,可是北大教授就算每顿都吃两菜一汤的精品餐,每月都花不了九块大洋,甚至一行六人去吃顿火锅也才花掉一块大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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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大洋的购买力是相当强的,因此罚款五十大洋显然已经是非常严厉的惩罚

由此可知,罚款五十大洋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这可是教师和技术工一个月的薪水啊。

如此重罚之下,当初被逼着束胸的人,现在则又只得穿“真空装”了。

那么何为“真空装”呢?

顾名思义,就是取掉束胸带子后,衣服里面一片真空——“天乳运动”刚刚盛行起来的时候,胸罩还未在我国流行起来。

当时有位叫卫清芬的女士就穿过“真空装”,可是被公公看到了,立刻皱起眉头将其丈夫训斥了一顿。

于是卫清芬没有办法,只得将才放几天的天乳重新束起,可是当时政府对“天乳”监管很严,她一上街就被女警察发现了,一罚就是五十大洋。

卫女士无可奈何,便将罚单拿到公公面前——瞧,不是我不想束胸,是政府管得严啊。

可是公公不信这个邪,表示:“我还出不起这个钱?”并嘱咐儿子别让媳妇出门。

不过当局对“天乳”查管的严厉程度,超乎了公公的想象。

有一天,一个妇女组织上门检查,却发现卫女士依旧束胸,于是又是五十大洋飞走了。

这下公公彻底没脾气了,五十大洋毕竟不是开玩笑的,因此对此事不再过问。

讲到这里,我们会发现一件事:那就是自民国起,无论是放足运动、束胸运动还是破除束胸的天乳运动,都有一个共同点,即这些运动几乎都是在当时政府的严厉禁止下得以落实的。

而且当时大家提倡“天乳”的时候,给出了什么理由呢?

主流媒体给出的“强国保种”,胡适先生提出的“有害婴儿的健康”,都并非从女性自身出发,而是将女性的乳房视为工具乃至国家的共有资源,反而将女性的身体物化了。

其实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必要且无奈的举动。

比如孙中山先生曾提到,资产阶级革命要一步一步走,总体要走过这三个阶段——军政、训政、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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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国家在实施真正的民主之前,必须要以强大军事力量为后盾,通过强力的方式扫除国家中的旧疾。

而在新政府初建,民众依然蒙昧的当时,如果不采取强力的方式禁绝那些陋习,我们能幻想这些陋习以自由的方式自行消失吗?这显然很不现实。

至于刚开始涉足解放女性的领域,舆论刚开始讨论女性解放的议题时,则必然会有许多落后或奇葩的观念掺杂进来。

孩子学走路不是也要多摔几跤不是么?这大概就是社会进步的必交学费。

四.“天乳运动”掀起的新风

其实无论天乳运动有什么样的弊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一件事是,天乳运动使得大家对女性解放的关注大大增强,并由此带起了一股新风。

掀起这一股新风,首先电影明星们绝对有一份功劳。

某种意义上,当时什么是时尚,是由电影明星们的穿着定义的。而当时的电影明星们的衣服之内不知不觉间已经不再“真空”,穿上了此前女性们很少接触的义乳——也就是乳罩。

这当中尤属阮玲玉为其中的经典。她出演的《神女》、《新女性》等,都以相当精湛的演技和风情万种的魅力,获得了万千影迷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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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玲玉因其出色的演技及风情万种的魅力,获得影迷青睐的同时还带起了一股穿戴义乳的潮流

而在二十年代末期义乳刚刚来到中国时,阮玲玉便将其佩戴上身,引起了万千女性争相模仿。

义乳是1914年美国女子克劳斯贝的发明,她用两块手绢和一条窄缎带制作了第一只无骨撑的乳罩,义乳不再用来压平胸部,而是用来突出胸部。

这种义乳的特点是“束乳而不压胸”,“以橡皮料为主,取其宽紧如意也。”也就是说,相比束胸,义乳反而突出了女性的身体魅力。

而阮玲玉佩戴的义乳,恰恰与她的一袭旗袍相当融洽,与旗袍的曲线结合得近似完美。所以阮玲玉是给义乳做了一个绝佳的买家秀,如此凸显身体之美的存在,又怎不会引得女性们争相使用呢?

到了30年代的上海滩,风气则更加开放了——

“一位半裸体的只穿着亮纱坎肩,连肌肤都看得分明的时装少妇,高坐在一辆黄包车上,翘起了赤裸裸的一只白腿,简直好像没有穿裤子……虽则尚在五月,却因今天骤然闷热,二小姐已经完全是夏装;淡蓝色的薄纱紧裹着她壮健的身体,一对丰满的乳房很显明地突出来,袖口缩在臂弯以上,露出雪白的半只臂膀。”

换句话说,当时的社会风气,其实更加开放了。而当时的商家也借着社会风气的开放,打了一些广告。

比如有些媒体,专门刊登一些女性曲线毕露的广告画,如著名“三猫牌”香烟广告,就曾经使用过一个相当妩媚的女子吸引人们的眼球,这女子乳房浑圆,极为吸睛,很难想象在社会风气保守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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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猫牌》香烟广告,曾采用了相当妩媚的女子吸引人们的眼球

而一些厂家则趁机做起了缩减或丰胸的药物,广告语如下:

“身材雄伟的,解放起来便像六磅半的肉葡萄,累累然碍手碍脚,补救的方法最好是服用金盒的生殖灵,因男化的作用减少过度的周径。娇小的身躯,过度的压逼,虽然解放仍然平扁有害曲线美者,可服用银盒生殖灵,恢复女性使仍然膨胀,不用借用棉花。”

不过当时的天乳在影响社会的同时,的确引起了一些重点的偏移——那就是从解放乳房,偏移到了胸部的丰满。

无论是凸显胸部的义乳,还是广告中搔首弄姿的画面,其实都是重点偏移的表现,将形体美作为一种追求,结果自然是矫枉过正。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女性们在这样的风潮下,便更容易受此影响,毕竟在束缚真正解开、观念真正解放之前,女性很容易给自己戴上新的枷锁。

由此可见,女性乳房乃至身体的真正解放任重而道远。但不论怎样,这场影响深远的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是女性身体解放过程中走出的重要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