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栋

唐玄宗天宝十载(公元751年)四月,唐益州长史、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大军八万从成都出发,浩浩荡荡、杀气腾腾向南开拔,意欲对胆敢反叛的西南属国南诏进行惩罚。

此时的唐帝国正如日中天,经过一百多年的征服和同化,除了和虎踞青藏高原的吐蕃帝国在争夺中互有胜负外,从东北到西南,突厥、契丹、奚、回鹘、南诏等周边少数民族无不拜倒在“天可汗”的脚下,大唐帝国成为整个东亚地区当仁不让的“话事人”。在这种情况下,南陲小国南诏居然敢于反叛,无异于太岁头上动土,如不加以惩戒,定然有损于唐王朝在周边民族中的声威。

正当鲜于仲通的八万大军分两路经戎州、巂州,进入今属云南的曲州、靖州时,一支南诏王阁罗凤派出的使团已先期抵达这里,并向大军主帅鲜于仲通呈上了阁罗凤亲笔书写的求和书。

求和书意图明显——阁罗凤显然是被八万唐军的盛大军容震慑住了,忙不迭地向大唐忏悔谢罪,并表示将俘掠的唐朝百姓如数奉还,同时修补因叛乱而被毁的云南城。处在大唐、吐蕃两大强国夹缝中的南诏很有小国朝秦暮楚、待价而沽的生存智慧,求和书结尾,阁罗凤还不软不硬地来了这样一句:“今吐蕃大兵压境,若不许我,我将归命吐蕃,云南非唐有也。”(《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二》)——求和、诉苦,还有点威胁的意味跃然纸上,这不禁让“偏急寡谋”(《旧唐书·南诏传》)的鲜于仲通怒火中烧。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既然南诏明明知道大唐王朝是当时的“超级大国”,作为属国的自己为什么还要反叛呢?

溯源:边陲重地,群小猖獗

南诏是唐朝时期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之一,主要居住在今天云南境内,是秦汉时期“哀牢夷”之后。南诏的兴起、壮大、衰落的整个过程都与唐王朝的兴衰贯穿始终,也是唐王朝历史和中华民族边疆史的重要一环。

据《新唐书·南诏传》的记载,南诏本为六诏。即蒙巂诏、越析诏、浪穹诏、邆赕诏、施浪诏、蒙舍诏。每“诏”为一部,蒙舍诏在诸部之南,故称为南诏。南诏野心勃勃、倾慕唐风,在王以下设置了清平官、大将军、员外、节度使等职,奠定了基本政治框架;同时利用温暖潮湿、土地肥沃的自然环境,大力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呈现出“人水耕,食蚕以柘,蚕生阅二旬而茧,织锦缣精致”的繁荣面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远超其他五诏。除了拥有雄厚物质基础,南诏还“男女勇捷,不鞍而骑,善用矛剑”,军事力量亦不容小觑。唐玄宗开元末年,实力大增的南诏首领皮逻阁被唐玄宗赐名归义,自此,“五诏微,归义独强”的局面正式形成。

为了寻求更大的发展,皮逻阁把目光投向了掌管大唐西南广袤地域,并负责处理边疆民族事务的最高长官——剑南节度使王昱,在赠送珍宝厚礼的同时,他向王昱提出了兼并六诏的请求。与此同时,唐朝君臣也动了利用南诏在西南牵制劲敌吐蕃的念头,双方一拍即合,唐玄宗欣然应允。在给王昱的敕书中,唐玄宗不无露骨地说:“蛮夷相攻,中国大利,自古如此,卿所知之……卿可审筹其宜,就中处置,使蛮落不失望,吐蕃又无憾词。”(《云南史料丛刊》)在唐朝的帮助下,南诏很快兼并其他五诏,实力大增。不仅如此,南诏还携战胜之威,“遂破吐蕃”,向唐王朝投桃报李,纳了“投名状”。唐玄宗龙颜大悦,正式册封皮逻阁为“云南王”,并“赐锦袍、金钿带七事”。(《新唐书·南诏传》)有了唐王朝的政治加持,南诏从地处烟瘴之地的化外小邦正式成为雄踞一方、举足轻重的南陲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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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诏形势图

但也就在这个时候,唐王朝和南诏的关系也在潜移默化中发生着变化。随着实力膨胀、地盘激增,南诏“日以骄大”,以至于“时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遣使至云南,与归义(皮逻阁)语不相得,归义常衔之。”(《旧唐书·南诏传》)从中可以看出,此时的南诏已经不满于唐朝所给予的扶持,而唐朝也不希望南诏过于强大失去控制,甚至成为西南边境继吐蕃之后的又一大边患。双方的矛盾开始出现并日益深化。应如何处理和南诏的关系,考验着唐朝君臣的政治智慧。然而就在此时,情况却逐渐发生了变化,双方微妙的平衡也即将被打破。

天宝七载,皮逻阁去世,其子阁罗凤承袭了父亲的爵位,成为新一代云南王。血气方刚的年轻人骤登大位,自然要推陈出新、有所作为。就在此时,鲜于仲通代替章仇兼琼成为新一任剑南节度使。阁罗凤和鲜于仲通,分别代表南诏与大唐,开始了在西南地区的新一轮博弈。

说起这个鲜于仲通,也是大有来头。据中唐名臣颜真卿撰写的《中散大夫京兆尹汉阳郡太守赠太子少保鲜于公神道碑铭》记载,鲜于仲通本是当时东北边境的渔阳人,至其叔曾祖鲜于匡绍任隆州刺史时,鲜于家族才定居于蜀地,成为剑南大族。据说鲜于家族“皆魁岸英伟,以财雄巴蜀,招来宾客,名动当时”。靠着雄厚家资,鲜于仲通“少好侠,以鹰犬射猎自娱,轻财尚气”,并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当上了益州新都县尉。由于鲜于仲通“颇读书,有才智”,(《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一》)很快被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引为心腹,任命为采访支使。

好巧不巧,就在此时,鲜于仲通和当时著名的“小混混”、后来“安史之乱”的始作俑者杨国忠搭上了线。杨国忠本是地处河东的蒲州永乐人,也算是名门之后。但他饮酒无度、游手好闲,“为宗党所鄙”,(《旧唐书·杨国忠传》)被一脚踢出了家门。杨国忠愤而来到蜀地,报名投军,发誓一定要混出个样子来。阴差阳错下,杨国忠竟然在鲜于仲通之后也当上了益州新都县尉,两人因此便混在了一起。由于性格相投,鲜于仲通还经常接济杨国忠,并将他推荐给自己的顶头上司——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章仇兼琼听说杨国忠的同族姊妹杨玉环正有宠于唐玄宗,又见这个杨国忠“仪观丰伟、言辞敏给”,不禁大喜,立刻委派杨国忠带着蜀地丰富精美的物产来到京城长安,通过杨玉环的关系上下疏通。

这一下可不得了,杨国忠花别人钱,办自己事,充分施展起八闽玲珑的处世本领,不仅把领导交代的事情办得妥妥帖帖,还深得唐玄宗的喜爱。唐玄宗见他“计算钩画,分铢不误”,(《新唐书·杨国忠传》)连声称赞“度支郎才也”,一路提拔到了监察御史的高位。杨国忠自此一步登天,成为炙手可热的实权人物,也开始了他纵横捭阖,却为祸四方的宦海生涯。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杨国忠刚刚得势,就把老领导章仇兼琼调到京城担任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而自己在蜀地的好朋友鲜于仲通,也如坐上火箭一般,迅速递补章仇兼琼空出的位置,被突击提拔到了剑南节度使的宝座上。

一连串人事变动让长安和蜀地吏民瞠目结舌。剑南节度使事关西南广袤疆域的治理和民族关系的协调,事关重大。仅凭着裙带关系上位的新任节度使鲜于仲通能不能胜任,让人不禁捏一把汗。果不其然,鲜于仲通究竟做了哪些事史无明载,但“性褊急”的他却留下了“失蛮夷心”(《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二》)的负面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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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于仲通影视剧照

碰撞:伸冤不得,胜负立分

剑南节度使治下的云南太守张虔陀贪财好利、无恶不作,不断向南诏勒索财货,还淫人妻妾,早已犯了西南少数民族的众怒。张虔陀并不自知,甚至还对过往云南的南诏王阁罗凤夫妻意图不轨,这让阁罗凤无比愤怒。见阁罗凤不从,骄横异常的张虔陀当即派人当众辱骂阁罗凤,还恶人先告状,向朝廷密奏南诏即将谋反。听闻此事,阁罗凤忍无可忍,当即发兵反叛,“攻陷云南,杀虔陀,取夷州三十二。”

原本祥和安宁的苍山洱海陷入一片烽火,封疆大吏还身死人手,让唐玄宗君臣异常震怒。在杨国忠的一再撺掇和举荐下,才有了文章开头,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军八万向南诏扑来的桥段。

虽然起兵造反实属无奈,战争初期成果也算丰硕,但阁罗凤深知,相比老大帝国唐朝,南诏还是偏居一隅、地狭兵少,真打起来自己还是凶多吉少、难以持久。不如利用开战初期的有利条件和筹码,与唐朝大军求和,尽量恢复到战前的和平状态。同时,他也希望将事情的前因后果告知唐王朝,让唐玄宗和鲜于仲通等唐朝君臣明白来龙去脉和是非曲直,从此罢兵休战,则善莫大焉。当然,阁罗凤也做了最坏的打算,一旦陈情失败,自己就改换门庭,认吐蕃为宗主,与大唐为敌。

面对阁罗凤低声下气,又绵里藏针的求和书,心高气傲、颐指气使的鲜于仲通嗤之以鼻。蕞尔小邦南诏看到我大军兵临城下,才想来求和认输,哪有这么便宜的事?他不仅一口回绝了阁罗凤的求和书,还“囚其使”,大军开拔进薄白厓城,拉开了惩罚战争的序幕。

战争的具体进程如何,翻阅诸正史都没有详细记载,《资治通鉴》只留下了“战泸川,举军没,独仲通挺身免”十二个字。阁罗凤亲撰的《南诏德化碑》大略记载了战争过程。据碑文记载,阁罗凤见曲靖求和不成,又在江口(今云南下关)亲自带领朝臣向鲜于仲通请罪,“至于再三”,但同样遭到了严词拒绝。鲜于仲通还对南诏君臣发出战争恐吓:“唯言屠戮,行使皆被低呵。”至此,阁罗凤和南诏军民才最终丢掉和平幻想,一意备战。阁罗凤还派人秘密和吐蕃取得联系,商定共同夹击唐军的战略。唐朝灭亡南诏之战,变成了南诏吐蕃联军共击唐军之战。

鲜于仲通带大军进逼南诏都城,派遣将军王天运带偏师绕道翻越点苍山,企图两路夹攻南诏军队,结果王天运部遭到南诏将领凤伽异、段全葛部的阻击,王天运战死。唐军主力在鲜于仲通的率领下出阵江口,遭到南诏和吐蕃军队的联合进攻,唐军一战即败,全军覆没。八万大军血流漂杵,就此成了南中烟瘴之中的累累白骨,之前还信心满满、得意忘形的鲜于仲通此时已经成了孤家寡人,丧魂落魄地回去复命了。

就这样,一场实力对比悬殊的战争以让世人跌破眼镜的方式匆忙收场了。这场战争在唐朝军民中引起的反响是巨大而持久的。大诗人李白在《书怀赠南陵常赞府》中感叹:“至今西洱河,流血拥僵尸。将无七擒略,鲁女惜园葵。”白居易在《蛮子朝》一诗中也如此描述南征战场的惨状:“至今西洱河岸边,箭孔刀痕满枯骨。”痛斥皇帝昏庸、奸佞当道、擅起战端造成的恶果,也表达了无辜成为牺牲品的士卒的同情。

虽然战争失败后唐朝西南边疆已是满目疮痍、一片糜烂,但权奸杨国忠为了隐瞒败绩,竟然为败军之将鲜于仲通“更叙战功”,并将他调任京兆尹,远离剑南是非之地。为加强对自己发迹的根据地剑南的掌控,天宝十载,杨国忠亲任蜀郡都督府长史,充剑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掌握剑南大权后,杨国忠不顾战争创伤尚未恢复,北方军阀安禄山反形已现的实际,为一雪前耻,于天宝十三载命侍御史、俞南留后李宓率兵七万征讨南诏,使战争阴云再次笼罩西南边疆。

面对危局,南诏王阁罗凤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将唐军引至太和城下,坚壁清野、固守不战,耗尽了唐军锐气和粮草。同时,南中地区湿热复杂的气候环境也给唐军将士带来了很大麻烦,唐军主将李宓见“士卒罹瘴疫及饥死什七八”,(《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三》)无奈决定撤兵北还。南诏军趁机出城追击,李宓兵败被捉,沉江而死,七万大军再次全军覆没,成为唐玄宗、杨国忠等辈好大喜功又颟顸无能的牺牲品。

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杨国忠历经两次大败还是不思忏悔,反而“益发中国兵讨之”,致使前后死于南诏的唐军十余万,满朝却“无敢言者”。剑南,成了唐王朝流血不止的伤口,消耗了大量有生力量,唐王朝对周边民族的经略也就此走上了下坡路。而文章开头的主人公鲜于仲通也并没有在京兆尹的位置上待多久,就被杨国忠“过河拆桥”,贬为邵阳郡司马,后又移为汉阳郡太守,终日无所事事,“唯读玄经以自适”,直到天宝十三载,安史之乱爆发的前夜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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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剑南道

根源:烈火烹油,终成大乱

正处于全盛时期的唐朝,怎么会两次大败在小小的南诏身上?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纵观唐朝两征南诏,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没有云南太守张虔陀等边疆官吏巧取豪夺、为非作歹,就不会激化与南诏的矛盾,进而引发战祸。在具体的战争进程中,作为决策者,唐玄宗、杨国忠利令智昏、骄奢淫逸,为争边功轻启战端;作为执行者,鲜于仲通、李宓既不知己,也不知彼,“偏急寡谋”、轻敌冒进,才给了南诏诱敌深入、以少胜多的可乘之机。

但这只是表面原因,唐军的大败亏输还有着更为深刻的内在因素。彼时唐王朝虽然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对外关系等领域达到全盛,但光鲜亮丽的表象之下也隐藏着迫在眉睫的严重危机。唐玄宗执政到了中后期,尤其是进入天宝时代,不再如前期一般兢兢业业治理国家,而是沉迷于文治武功,“以为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过起了消沉萎靡、征歌逐色的糜烂生活。整个官僚系统也失去了初唐盛唐时期的进取意识,骄奢淫逸、贪腐成风,上行下效之间,唐王朝逐渐偏离了正常发展轨道。

尤其是李林甫、杨国忠两任权奸相继为相,他们“妒贤疾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仅从唐征南诏期间,几任剑南节度使的表现就可管窥一二。章仇兼琼心心念念的是怎么走杨贵妃的裙带关系往上爬,而用以交换的则是剑南百姓的民脂民膏;杨国忠、鲜于仲通臭味相投、沆瀣一气、八面玲珑,极尽钻营之能事,居然都得到了唐玄宗的破格升迁。而剑南民生之困、边疆矛盾之深不问可知。(《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二》)

由此可见,烈火烹油的盛世幻景后面,是土地兼并严重、官吏横征暴敛的社会惨景,是阶级矛盾日深、军阀野心膨胀的危机迹象。在这样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唐朝军队对外扩张,也就缺乏强大而持久的支撑。鲜于仲通第一次征讨南诏全军覆没后,杨国忠不顾军饷短缺、兵员不足的实际,打破“勋户免行”的惯例,先从勋烈家长征发士兵,同时派遣官吏以高额军饷哄骗贫民,待得手后“密缚置室中,衣絮衣,械而送屯”,(《新唐书·杨国忠传》)自此军无斗志、人人思乱,为后面更大的悲剧埋下了伏笔——一支曾经所向披靡、一往无前的军队,居然要靠坑蒙拐骗才能凑齐,骤临战场,焉能不败?

唐朝两征南诏的失败,对唐王朝自身发展和经略周边民族产生了极为严重的负面影响。它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打破了唐王朝联络南诏共同对付吐蕃的战略——南诏从强援变成了与吐蕃联合谋唐的帮凶。

鲜于仲通大败后,阁罗凤收敛唐军尸骸,筑成“京观”,一方面以骇人的累累尸骨震慑唐军,宣扬功绩,另一方面作为向吐蕃投诚的见面礼。吐蕃立即予以回应,封南诏王阁罗凤为“赞普钟”,即吐蕃君主之弟,并赐予金印。蕃诏同盟就此形成,南诏也成了配合吐蕃攻略唐境的急先锋。在吐蕃的支持下,南诏“乘乱陷越嶲、会同军,据清溪关,寻传、骠国皆降之。”而剑南唐军主力近二十万已尽折在南诏战场,难以应对两寇入侵。唐德宗时,阁罗凤之子异牟寻即位为南诏王,当即发兵二十万与吐蕃联合入寇。南诏军兵分两路长驱直入剑南道,异牟寻还扬言:“为我取蜀为东府,工伎悉送逻娑城。”若非唐德宗派遣中央禁军和地处东北的幽州军联手入援剑南,则成都都将不复为唐朝所有。

更为严重的是,唐朝两征南诏及后续战事极大消耗了蜀地的人力物力资源,严重影响了“安史之乱”的平叛过程。

唐初继承北周和隋朝建立的府兵制,讲究兵民合一,寓兵于农。若有战争,由中央临时任命将领统帅府兵出战,战争结束,则兵散于野,继续耕种;将归于朝,等候诏命,由此则兵无常帅、将无常师,统兵将领很难利用军队对抗朝廷。但自高宗、武则天以来,直到唐玄宗漫长的统治岁月,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府兵制赖以维系的经济基础被破坏,兵员枯竭,难以为继。统治者不思改革,依然好大喜功,继续推进对周边民族的军事征服。随之而来的,是边疆将领们自行招募失去土地的流民,以及市井无赖、亡命之徒编练成军。这些士兵对长官有着极强的依赖性,以节度使为代表的边疆将领也逐渐拥有了生杀予夺、赏罚由己的大权,成了事实上割据一方的军阀。而他们手中的军队,则成为他们平时擅开边衅、贪功邀赏,战时反叛朝廷、割据自雄的有力工具。

唐玄宗当政后,为强化对周边少数民族的征服,从东北到西北,再到西南,建立了范阳、河东、平卢、朔方、河西、剑南等十大藩镇节度使。在频繁的对外战争中,全国藩镇军队最盛时达到四十九万,(《文献通考·舆地考一》)是中央禁军数量的近四倍,唐朝初期确立的“强干弱枝、内外相制”的军事格局被彻底打破,关中军府占天下之半的局面不复存在。而唐朝两征南诏就损失近二十万人,直接严重削弱了唐朝中央政权的实力,打破了唐中央和地方藩镇本就非常脆弱的军事平衡。

就在杨国忠派遣李宓再次征讨南诏失败一年后,身兼范阳、河东、平卢三镇节度使于一身的安禄山便尽起大军十五万,号称二十万南下犯阙,拉开了为期八年,将唐王朝百年盛世一朝斩断的安史之乱序幕。由于缺少生力军,唐王朝不得不临时招募关中民众仓促成军,但难以抵挡叛军兵锋,丢失了河南河北大片国土。又因为唐玄宗急功近利、进退失据,在斩杀高仙芝、封常清两员宿将之后,催逼据守潼关天险、保卫都城长安的大将哥舒翰出关与叛军决战,终于酿成灵宝之败。二十万唐军只剩区区八千逃回,直接导致长安沦陷,唐玄宗君臣播迁西蜀。历经玄宗、肃宗、代宗三朝皇帝八年时间,唐王朝在付出重大代价后,才勉强平定了叛乱。但大唐盛世已是过眼云烟,藩镇割据、内乱频仍从此伴随着唐王朝,直到它的最后灭亡。

影响:草蛇灰线,伏脉千里

安史之乱后,剑南和南诏的恩怨纠葛并没有结束。

从唐肃宗至德到唐德宗贞元年间,吐蕃趁唐王朝遭逢大乱,向唐朝连年发动进攻,在西南地区屡屡进犯剑南等地,唐王朝难于招架、丧师失地,威望和国力受到极大打击。且吐蕃每次侵掠剑南,必以南诏为前锋,自己则坐收渔翁之利。经过两次大败,剑南唐军兵力淡薄、士气低落,“不能毙一戎”,以至蜀人传言:“西戎尚可,南蛮残我。”(《新唐书·突厥传》)其后很长时间,虽然有严武、崔宁、李德裕、武元衡等中晚唐名臣相继出镇剑南,招募士卒、修葺城防、练兵备武、招抚流民,使剑南一带民生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韦皋担任节度使时,还想尽办法将为祸多年的南诏招抚,使其脱离吐蕃掌控,但由于兵力不足、力量薄弱,还是时常遭到南诏侵袭,节度使治所成都时常被攻破。

在剑南西川颇有政绩的韦皋,为了向南诏和各少数民族表示诚意,专门凿通西川至云南要道青溪道“以和群蛮”。他还“择(南诏贵族)子弟习书算于成都”,致力于提升南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但没成想这却让南诏“习知山川要害”,之后大举攻入成都,致使“自越巂以北八百里,民畜为空……官不能禁”,满目疮痍的剑南再遭浩劫。

唐文宗太和三年,剑南节度使杜元颖不思固边安民,唯“求蜀中珍异玩好之具,贡奉相继,以固恩宠”,(《旧唐书·杜元颖传》)以至军民怨愤、防备空虚,南诏趁机出兵攻陷戎、巂等州。等打到成都城下,才发现唐军“一无备拟”,于是大掠财货、人丁而去,偌大成都为之一空。南诏将领把民众驱赶到大渡河时,不知是悲悯,还是冷漠地对他们这样说:“这条河以南就是我们南诏国境了,你们就在这里哭别家乡吧!”数万民众顿时痛哭流涕、大放悲声,“风日为之惨凄”,哭罢,千余人当场投水而死,“怨毒之声,累年不息”。

屋漏又遭连阴雨,除了吐蕃、南诏侵扰不断,由于剑南饱受战火摧残,唐军主力尽失,内部矛盾激化,因此叛乱也不断发生。唐肃宗至德二载,剑南兵贾秀等五千人谋反;同年夏,南充土豪何滔作乱;其后,又有蜀郡兵郭千仞等反,虽都被平定,但剑南之乱由此可见一斑。到唐代宗以后,严武、崔宁先后镇蜀,则剑南之乱局得以平定。但朝廷对剑南兵丁不再信任,多从外地征兵前来镇守蜀地,这又造成了外地兵丁和本地官僚的矛盾。

唐懿宗咸通四年,“南诏复盗边”,唐政府和剑南节度使征发位于徐泗地区的武宁兵七百人戍守桂州,约定三年期满后调回原籍,但六年过去,仍然没有兑现诺言。列校许佶、赵可立忍无可忍,发动哗变,他们杀掉都将后,推举粮料官庞勋为首领,拥众北还。这支人马历经艰苦,冲破重重封锁,经今天的广西、湖南、湖北、安徽、浙江、江苏等地,终于回到故乡徐州,并树起义旗,掀开了唐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敲响了唐王朝灭亡的丧钟。

从唐玄宗天宝十载的天子一怒、大军南伐,到唐末庞勋首义、海内鼎沸,一百五十年间,南诏小国成了大唐盛世的阿克琉斯之踵,虽然当时不能致命,却也让唐王朝流血不止、步履蹒跚,直到最后的灭亡——这绝对是玄宗君臣万万想不到的。连《新唐书·南蛮传》也无奈地承认:“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可谓一针见血。

然而悲剧性的历史到这里还是没有结束。几乎与唐朝灭亡同时,南诏也被权臣段氏取代,建立了封建割据政权大理,与其后的中原王朝分庭抗礼。宋太祖乾德三年,宋将王全斌攻克全蜀,正欲继续向南攻略大理,被宋太祖赵匡胤阻止。明代杨慎《滇载记》这样记述:“太祖鉴唐之祸基于南诏,以玉斧划大渡河:‘此外非吾有也’,由是云南三百年不通中国(内地)。”就这样,由于对前朝遭遇的心有余悸,两宋放弃了对云南的经营,却也为自己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南宋末年,蒙古帝国崛起于漠北,仅用了不到三十年,就相继消灭了西夏和金朝,并将黄河以北直到中亚的广袤地域纳入版图。金朝灭亡后,野心勃勃的蒙古帝国又把矛头指向了偏安江南的南宋,发起了时间跨度超过四十年的灭宋之战。由于南宋地域广阔、水网密布、物质和人力资源丰富,且拥有从巴蜀经两湖到江淮的长江全流域防线,因此蒙古军虽然拥有铁骑之利,且发动多轮侵宋战争,却一直不能成功。

尤其是唐朝剑南道故地,此时位于长江上游的四川,成为南宋军队抗击蒙古的前哨。在余玠、王坚等历任四川安抚制置使的苦心经营下,以重庆为核心,以合州钓鱼城为支点的山城防御体系构建完成,成为抵御蒙古铁骑长驱直入的坚固屏障。几十年中,蒙古军由陕入蜀,对钓鱼城发动了无数次进攻,都被南宋军民依托坚固城防和险要地形成功击退,蒙古大汗蒙哥还殒命于钓鱼城下,蒙古帝国征服世界的脚步因此而停止。

几番征战,蒙古人认识到正面进攻四川收效甚微,必须另辟蹊径。因此在公元1252年,蒙古宪宗二年,蒙古宗王忽必烈正式对南宋采取“斡腹之谋”,即迂回包抄之计。他带大将兀良合台率军十万从蒙古高原出发,经六盘山集结于甘肃临洮,越过青海、四川,强渡大渡河,穿行山谷两千余里直扑大理。没费多大功夫,蒙古军就歼灭大理军主力,控制大理全境,形成了对南宋的包围之势,为其后南北并进,夹击灭亡南宋发挥了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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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灭大理迂回包抄南宋形势图

从这个意义来说,作为帝国的阿克琉斯之踵,南诏和大理,不仅让如日中天的大唐王朝流尽了鲜血,还草蛇灰线、伏脉千里,成为三百多年后南宋灭亡的远因。

花团锦簇、耀武扬威的天宝年间,唐玄宗好大喜功、杨国忠贪功好利,种种因素聚集在一起,共同促成了大唐帝国对小国南诏的两次讨伐。战争的发动者们本以为,这场散步式的战争可以在短时间内大获全胜、高歌凯旋,却怎么也不会想到,得来的是历史严厉而持久的惩罚。《孙子兵法》里早就说过:“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李白在《战城南》里也谆谆告诫统治者: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国家无论大小,擅动兵戈、以强凌弱者,必将付出惨重的代价。

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责任编辑:钟源

校对:张亮亮